人生孤旅•云间烟火

期待黎明的到来，黑夜里不止孤独。2021，我们都在等待，等待一场雪来，覆盖阴霾。冷空气侵袭下的春节，暗流在人群中涌动。我无法说服心底的波动，但我又足以理解疫情下的天空，灾难、死亡和爱。听说春节不能回家，新年在我这里已凉了一半，另一半交付一群冬风，肆意廿年间。

早起，床旁燃烧的柴火堆正旺，母亲架起一条双肩带的连体棉裤烘烤，然后无视我的反抗，套上；厚重的使我无法奔跑的积雪和棉袄，同我一起转过街角。集市上早已人群拥挤，丝毫不顾我的感受，连同紧握着的我的母亲的手。过年，在我的印象里就是一年中最好的日子，也是家里唯一大肆购买鸡鱼肉蛋的时候，还是我饲养肚中馋虫的好机会。虽然平日吃食已远比老舍先生散文《过年》中好的太多，但是最喜悦的还是过年，依然是在杀猪宰鸡的烘托中渲染新年气氛。街市两旁摆摊的小商贩以非常科学的方式方法，遵循着古老的商业规矩，以所贩卖的商品为类，扎堆聚拢吸引人群，不争不抢、从东到西、依次排开。母亲所要购买的物品位于街市的中心，不同于母亲东挑西捡的家禽肉食与疏菜瓜果，父亲的任务在西部街尾，相较之下便显的简单直接许多，新年请神图、春联红纸与敬神拜祖所需的黄纸香烛。而我只能眼巴巴的看着各种鞭炮心痒。

准备年货是一项浩大的工程，最有标志性不可或缺的就是春联。而那时的春联，远非是今日的春联可比的。父亲拿着买来的红纸亲自送到二伯家，等待书写，这种行为被称作“请”。这是一场艺术的创造，也是一种文化的传承。我的身高相较于八仙桌只余一个脑袋，恰好能够看到春联产生的全过程，从撕纸、折叠、到书写整个工艺；至于后期的张贴就不是此时我所能参与的了。那时的春联所用纸，只是简单的一张红纸，然后赋予生命，寄托美好寓意。当然针对不同的人家和不同的时期，另有三类纸意：白色对联、绿色对联和紫色对联。如果家里有长辈离世，在当年要贴白色的对联（或不贴），第二年贴绿色对联，第三年贴紫色对联。此三年期内被称作“孝联”、“孝春联”或“丁忧联”，亦有守孝三年之意。

正堂，非是好去处。“请春联”这种神圣的事情是要在庄重的场合里进行的，伯父和父亲都少有言语，偶尔开口，似是有意无意的向我灌输着什么。今日我的性格举止、生活态度与价值观，可能便缘于此，是故深受影响。世态人情，家教总是在人来人往中得以体现。拜请春联的村里人很多，也不妨有排队的外乡人。此时作为一名稚子，除了端茶送水，是不得进入正堂的，自觉回避尤为重要；因此新年我便寻了另一处玩耍之地，虽然常常被喝斥、驱逐，但仍乐此不疲。

厨房，灶王爷的辖区，亦是一家之主的威严所在。丰盛的案板上菜刀剁个不停，我在肉馅翻飞的空隙间默默擦了擦嘴角的口水；我不敢张口说要，更不敢有太多的妄想。与正堂的庄重不同，厨房是严肃的。母亲是此间的主厨，奶奶打下手，姐姐添柴烧锅，我是多余的笼中鸟，连吱声都不敢。

北方的年像北方的菜一样，讲究大火红油，色鲜味浓，醇厚质朴；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谁也无法想象到，小年祭灶时却完全没有了北方人的豪爽与直接。整个进行的过程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唯有母亲一个人神神叨叨的边做边在祷告着什么。过油，是祭灶的一个重要程序。此时小孩子是不能在厨房里的，一方面是怕炸贡时油花四溅碰到摔到，另一方面是怕贪嘴偷吃惊了神明。为此我还曾挨过打。刚炸好的丸子、馓子与麻叶，以及重要的贡鱼等大件，都是不可以动的；只有等全部的工作完成，母亲从各样各式中挑选出四五枚个大、形好、味道绝的上贡后，我们才能动手品尝一二。此时在这整体浓郁的氛围中，你不得不相信举头三尺有神明。说到供品，其中的供果另与我们日常吃到的还不同。今日之春节，大多数贡果也只是在我们搞得家庭大批发中直接选取出上供。我家却并非如此，仍保留着旧时发展中的故事；上供的蔬果母亲都以“请”的形式，从外面重新购来，期间妥善安置不得擅动。

另有一件值得说道的事，是“蒸馍”。春节时期的蒸馍已不再是简简单单的日常吃食，而是充满神圣仪式的恭请的“北方大馍”。清洗、备料、提前一晚的准备是必不可少的程序。母亲把面粉和水以一定的比例倒在准备好的瓷盆中混合搅拌，再施以娴熟的手法，然后视若珍宝的以被褥层层叠叠包裹起来，小心翼翼的放在厨房最温暖的柴堆里，有时亦是床上。紧接着就是等待发酵，像是等待一年的好运。蒸馍所用的工具也是特殊制造的，一般都是十几二十年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每当使用时只进行简单的洗刷，而不是大面积的拆除清理，其材质往往是野草编织而成，具有体大笨重的样貌，但却是蒸馍的不二之选。母亲的早起已不需要过多的催促，在第二天早上雄鸡打鸣之前，厨房里的面已达最适合蒸大馍的劲头。忙碌的夜晚里，热火朝天的是母亲在合适的时间里进行合适的摔打，并以恰到好处的手法施展揉捏，只见面团在来回翻滚间完成一次华丽的蜕变。外形圆圆大大的北方大馍，上又以面团简单捏成花朵的形状，并加一颗红枣进行点缀，另外大馍里还要藏上两颗红枣，寓意着成双成对。这就是真正的北方大馍，远非是日常所吃的馒头可以相较的。在蒸北方大馍之后，也会蒸各式各样馅儿的包子，常见的有豆芽细粉的、萝卜青菜的和肉馅儿的，以及少有的我最爱的羊油野菜的。

炸贡蒸馍时被驱逐离厨房的远不止我一个，门前放炮仗的声音不绝于耳，全是我同辈同龄的堂兄弟。有时我也曾思考，父辈的婚礼难道都是在同一时间进行的？摸了一把腰间鼓鼓的鞭炮，我在兄弟们鄙视的目光中，一个一个的拆开，然后一个一个的放。至于我放时的位置，都是设定好的。旧时的院子围墙都是两块红砖相间错叠，中间以草木灰搅拌加上泥土堆砌起来的；墙缝的硬度用一只手就能抠出一个坑来，大小正适合放入单只炮竹的直径，如不，那就继续抠，直到合适为止。不过后来，也就不管它一二了，能放入便可；就如此还曾炸倒了围墙，是故免不了一顿打骂。村里的小庙是新年上香最多的地方，因此放鞭炮的也很多，余下的就我们这些孩子最多，因为要捡炮仗，燃后未爆炸的是我们的主攻方向。小心翼翼地把捡回的炮仗整理、去皮，然后重新装入挑选好的烟花筒里，再从剥落的废墟里接出一根长长的引火绒绳，并借取神明的一支香火，像电影里的定时**一样安置。此时就不得不感谢村头为婚丧嫁娶放旱枪的老爷爷，是他那仅有的一点物理知识的教导，使我们能平安活到今日。

当然，对于他的感激是不言而喻的；拜年这项活动，也是忘不了他的。其实我是抗拒这项活动的，打小便如此；“拜年”这一习俗是唯一一项男女老少全家出动的活动，既说是习俗，那也就有了大家默认遵循的出行时间，但我实在无法忍受凌晨四五点钟起床、吃饺子，然后趁着夜色出门。我们村子不大，居在偏僻的乡间一偶；离家前我是一定要换上军大衣的，因为犹如貔貅的口袋是装花生、瓜子和糖果的必备首选。作为拜年的主力军，首先出门的就是如我一般的同龄人，需与亲者跪下磕头，与长者行礼叩拜。古老的磕头方式是拜年的重头戏，这一点是无法反驳的，亦是礼数周全的最直接体现。一圈下来，到家就需要留守了，父辈的出行就是在这个空档。他们相对容易一些，毕竟村里长辈不多，但仍需家家要到，并与同行者送福，另外还需到村口小庙上香，祈求一年的风调雨顺和繁荣兴旺。而后就是最显家势和底蕴的祭祖了。白雪皑皑的田野里，一两只野兔孤立。一个家族的队伍声势，足以证明其家是否昌隆。我内心抗拒的波动，是在祭祖而归的鞭炮声中平息的。至此，才算走完“闹五更”（俗称起五更）这套即将又要遗失的古老仪式。

换上一身新衣裳，这是母亲年前特意买的。从大年初一开始，在父亲母亲的带领下每日于亲戚中游走拜年，口袋里的压岁钱，有那么多的不真实。我在门口随意的放着鞭炮，看大人行色匆匆的低头不语；闻着浓厚的弥漫着的硝烟，从未觉得有哪般不好，因为这是新年的味道。在正月十五来临之际，还有一场盛大的庙会，这是历史的延续，也是文化的交融传递。母亲带着香烛与黄表纸又出发了。

写到此时，凌晨已过。又是一个新年，思乡的情感在疯狂的拍打窗帘，愁绪顺着笔尖毫无目的的漫延，室外零下的温度再也无法压抑回家的波动。清醒是一种细小而有耐性的英雄主义。如今，疫情下的我亦步了他们的后尘，行色匆匆、低头不语。

21.01.10初稿 - 21.02.25修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