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缘政治视野下的新兴技术与美国技术民族主义

内容提要

科技发展一直在不断丰富地缘政治理论，以人工智能、第五代移动通信、量子信息技术等为标志的第四次科技革命，同样赋予地缘政治一些新特征。决定未来大国国际地位的新兴技术领域已经成为当今地缘政治的重要战场。美国不仅将新兴技术视为决定其未来世界领导地位的重要领域，而且将新兴技术“安全化”；同时赋予新兴技术以意识形态色彩，在新兴技术领域筹建“价值观集团”，全面打压中国新兴技术的发展。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美国技术民族主义呈现“民粹化”和“极端化”趋势，甚至可能走向“技术麦卡锡主义”。

关键词：特朗普政府；新兴技术；地缘政治；意识形态；技术民族主义

作者系浙江大学世界史所/美国研究中心教授

随着第四次科技革命的到来，以人工智能（AI）、量子信息技术和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5G）等为代表的新兴技术正在取得重大进展，给世界带来巨大影响甚至革命性变化。与此同时，大国围绕未来科技制高点的争夺也愈演愈烈。新兴技术领域取代传统的海洋、“大陆心脏”和“边缘地带”，成为新时期地缘政治争夺的重要战场。而出于对科技霸权逐渐丧失的焦虑，更是催生了当代美国的技术民族主义。

新兴技术领域被美国视为地缘政治的重要战场

长期以来，地理因素被视为影响国家政治行为的一个基本要素。海权论、空权论、大陆心脏学说和边缘地带理论等形形色色的地缘政治理论阐明了地理因素的重要性。在不同时代，不同的地缘政治理论对不同地区大国的国家战略产生了不同的影响。当下，一些地缘政治理论依然是主要大国制定国家战略的重要参考。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地缘政治的内涵不断发生变化，传统地缘政治要素的作用明显下降，科技与经济实力成为影响大国竞争格局的决定性力量，而决定科技与经济实力的，恰恰是大国的科技创新能力。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兼执行主席克劳斯·施瓦布（Klaus Schwab）将正在发生的新兴技术领域的突破视为“第四次工业革命”，认为“第四次科技革命将深刻影响国家和国际安全的性质……战争和国际安全的历史就是技术创新的历史，今天也不例外”。施瓦布深刻诠释了科技革命对地缘政治的影响：每一次科技革命都会带来世界经济格局和政治格局的巨大变化，尤其是大国之间的力量对比。在科技革命中占有先机并居于主导地位的国家不仅会成为世界经济的领头羊，更会成为世界政治的主导力量。

美国战略界对此有着清醒的认识。由美国重量级国会议员及智库学者领衔撰写的研究报告指出：“今天的大国竞争不同于以往……随着时间的推移，在这场竞争中更具创新力的一方很可能会获胜。”这凸显出科技创新之争已成为新时期地缘政治的主战场，新兴技术已成为大国竞争的焦点。尤其是人工智能、量子通信和5G技术，更是被美国视为决定未来领导地位的三大技术领域。

自2017年以来，特朗普政府一直在强调人工智能研发的重要性。美国的战略性文件，如《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美国国防战略》《国家人工智能研发战略计划》等均强调人工智能研发对美国未来的作用。2019年2月11日，特朗普签署《保持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领导地位》的行政命令，要求联邦机构优先考虑向人工智能研发投资。2018年5月和2019年9月，美国政府连续两年在白宫举办人工智能峰会。此外，特朗普政府每年的“政府研究与优先开发事项”，都将人工智能作为重点列入其中。这体现出人工智能在特朗普政府推动新兴技术发展中首屈一指的地位。

量子信息技术是被美国、中国、欧盟等世界主要经济体普遍重视的新兴科技领域。美国国会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USCC）认为，站在量子信息科学前沿对美国的经济竞争力、在科学发明方面的领导地位和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特朗普政府更是决心“致力于保持和扩大美国在量子信息科学领域的领导地位，保护美国未来的长远利益，并主导通过这项研究创造的科学和技术”。为推动量子信息技术的发展，美国政府先后颁布了《国家量子信息科学战略概述》《国家量子倡议法案》《美国量子网络的战略远景》等战略性文件。特朗普执政期间，每年都将量子信息科学列入“政府研究与优先开发事项”。特别是在2019年的“政府研究与优先开发事项”中，量子信息科学与人工智能一道，成为仅有的两个研究经费翻倍的领域。

5G是特朗普政府关注的另一个新兴技术领域。与前四代移动通信技术相比，5G的超高数据传输速度和超低网络延迟均被视为移动通信技术领域的革命性突破。但5G也是唯一一个美国没有处于领先地位的新兴技术领域。美国不仅在5G领域的专利数量被主要竞争对手拉开距离，而且失去了在世界信息主干设备领域的主导地位。这被美国认为是对其技术创新全球领导地位的巨大挑战，并且这种状况将会削弱美国公司的竞争力及其在世界范围的影响力。鉴于此，特朗普政府提出，美国必须“成为5G的领先者”。

由此可见，新兴技术领域之所以会成为地缘政治的重要战场，是因为美国认为其在科技领域的领导地位正受到越来越多的挑战。美国司法部长威廉·巴尔（William P. Barr）在2020年7月17日的一场演说中声称：“自从19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一直是全球的技术领军者。我们的繁荣、历代美国人的机会和安全均来自这种超凡的技术实力……如今，摆在我们面前的利害攸关问题是，我们是否能够维持这种技术领导地位……中国目前正意图夺取全球经济的制高点，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独占鳌头的科技超级大国。”这凸显出，美国政府担心一旦失去在科技领域的主导地位，其全球领导地位也将随之丧失。在美国政府看来，中国已经制定了一个全面计划，通过政府对十大技术领域的政策支持和财政补贴，建设领先的研发和制造能力，以缩小与美国之间的差距，最终实现在新兴科技领域的主导地位。美国政府认为，失去在这些领域的领导地位，将会对美国的经济活力和投射军事力量的能力产生全方位影响，并且还将影响到美国未来在这些领域制定国际标准和实施治理的能力。

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兼执行主席克劳斯·施瓦布深刻诠释了科技革命对地缘政治的影响：每一次科技革命都会带来世界经济格局和政治格局的巨大变化，尤其是大国之间的力量对比。图为2020年1月20日，在瑞士小镇达沃斯，施瓦布在达沃斯50周年论坛上发表欢迎致辞。（图片来源：新华社）

新兴技术“安全化”

新兴技术成为地缘政治重要战场，还体现在美国将新兴技术安全化。早在1945年，曼哈顿计划的主要组织者万尼瓦尔·布什（Vannevar Bush）给罗斯福总统提交的研究报告中就明确指出：“这场战争清晰地表明，科学研究对国家安全绝对是必不可少的。”这份报告促使美国逐渐将科技创新和新兴技术开发纳入国家安全体系，并催生了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因此，美国对新兴技术的重视，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以维护国家安全为出发点的。

一、经济安全就是国家安全

2017年，美国政府颁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明确指出：“经济安全就是国家安全”，“不断增长和创新的经济使美国能够维持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保护我们的祖国。”美国政府将创新性经济与技术视为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在美国政府看来，新兴技术对美国经济安全的影响主要有以下两方面。

一方面，新兴技术代表未来的产业发展方向，不仅对促进美国经济繁荣至关重要，而且攸关美国在未来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以人工智能为例，麦肯锡全球研究所（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预测，到2030年，人工智能可能为全球经济带来13万亿美元的收益。量子信息技术则被白宫科技办公室称为“令人难以置信的新经济机会”。5G被视为未来经济的平台。特朗普政府预测，仅仅在美国国内部署5G技术系统，各网络供应商就需要投资2750亿美元，并将创造300万个就业机会，新增5000亿美元的国内生产总值。

另一方面，新兴技术可以决定未来的技术标准掌握在哪个国家手中。毫无疑问，制定标准对塑造未来竞争和经济格局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不仅会决定商业竞争的结果，更会塑造出对一个国家企业发展有利与否的架构。美国政府认为，传统上美国居于绝对优势地位的领域，其行业标准制定已经受到了来自中国的挑战。而随着世界进入一个由新技术体系和网络以及技术定义的时代，在新兴技术领域的领先者还没有确定、专利和标准也尚未成型的情况下，中国获得了超车的机会。美国将中国推进标准化战略的《中国标准2035》视为威胁，认为此举将对中国在全球舞台增强权力产生深远影响，并且“将会损害美国制定适用敏感技术和控制其扩散的国际准则的能力”。

二、新兴技术是维护美国传统安全的根本保障

美国政府认为，新兴技术对维护美国传统安全至关重要。特别是人工智能技术已经带来了军事理念和军事技术的进步甚至革命，与人工智能相关的大数据分析将改变传统的战争和战场决策模式。运用人工智能辅助的命令和控制系统，可以提高决策支持的能力和决策的速度。故而，美国战略界认为，人工智能技术将决定美国在“新形式冲突中是否具有竞争力”；量子通信技术攸关美国信息安全，量子感测可以使下一代的传感器和探测器应用于防务领域，而量子雷达甚至可以用来探测隐形飞机。显而易见，如果竞争对手率先掌握了上述技术，将对依赖信息技术和隐形技术构建优势的美军形成挑战；而竞争对手在5G领域的领先地位会危及美军在全球范围内履行使命的能力。作为全球唯一超级大国，美国在海外拥有庞大利益，同时也拥有数量最多的军事基地，频繁和大规模军事行动等都依赖于新兴技术。美国担心，“由中国5G技术组成的全球信息技术基础设施以及由中国公司代表东道国电信运营商来运营，很可能会影响到美国和盟国军事与情报行动的安全”。

三、新兴技术对信息与网络安全等非传统安全领域具有决定性影响

新兴技术攸关信息与网络安全。针对人工智能技术领域的安全问题，美国国家情报总监丹尼尔·科茨（Daniel R. Coats）在2017年5月的一次听证会上警告：“美国竞争对手在人工智能领域的技术进展可能会让美国在网络攻击面前变得更加脆弱，削弱美国应对此类攻击的防御能力，提高外国武器和情报系统的有效性和能力。”量子加密或量子密钥分发、量子密码分析对于信息安全更是有着非常直接的关系。关于5G，美国政界和智库界谈论最多的就是该技术领域给美国国家安全带来的威胁与挑战。美国联邦调查局（FBI）局长克里斯托弗·雷（ChristopherWray）在参议院听证会上称：“我们对任何不认同我们价值观的外国公司或实体在我们的电信网络中获得权力的风险深感关切。这些风险包括削弱我们对电信基础设施的控制能力、恶意修改或窃取信息以及难以被发现的间谍活动。”

美国将新兴技术安全化，既体现了新兴技术在美国国家安全体系中的地位和重要性，同时也是美国政府发展新兴技术的动因和最好借口，即维护美国国家安全是永远的“正确政治”。

新兴技术意识形态化

新兴技术成为地缘政治主要战场的另一体现，就是美国政府赋予新兴技术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尤其是将中美技术差异与两国不同的价值观、生活方式和治理模式对等起来。

一、美国赋予新兴技术以意识形态色彩

特朗普白宫科技政策顾问、首席技术官迈克尔·克拉佐斯（Michael Kratsios）在谈到中美两国发展新兴技术的差异时强调：“中国以威权模式推动新兴技术的发展和利用；而美国则以反映自由、人权和人的尊严的价值观方式，来推动新兴技术的发展。”以人工智能技术为例，克拉佐斯强调：“以美国价值观为基础推进的人工智能创新与专制政府推进的创新形成鲜明对比。专制政府毫无保留地支持公司开发和部署能够破坏个人自由和基本人权的技术……应对这种反乌托邦方法的最佳方式是确保美国及其盟国处于人工智能创新的核心枢纽。”

5G技术及其产品也理所当然地被赋予了意识形态色彩。美国消费者技术协会主席加里·夏皮罗(Gary Shapiro)在谈到美中两国在5G领域的竞争时指出：“竞争与其说是关于技术，不如说是关于技术在正确或错误的手中创造了什么样的世界。”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NancyPelosi）则不厌其烦地称：“接受中国华为的5G技术相当于选择威权体制而非民主制度。”在2020年2月举行的慕尼黑安全会议上，佩洛西警告欧洲盟友：“就我们的价值观和治理而言，选择华为将付出巨大代价。”她表示：“这与经济优势无关，而与价值紧迫性有关……我们选择民主。”新兴技术被美国政客融入了意识形态叙事，成为不同价值观认知的竞争。

二、中国新兴技术在海外的拓展被视为中国治理模式的传播

美国政客指责中国利用技术优势尤其是数字技术优势，向世界其他国家及地区推广和传播中国的社会治理模式。美国认为，中国正在通过 “数字丝绸之路”，把建立在威权体制基础上的智慧城市/安全城市平台/智慧警务等推广到众多的发展中国家，从而对美国倡导的自由开放的治理模式构成威胁与挑战。更有甚者，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民主党首席议员鲍勃·梅内德兹（Bob Menendez）诬称中国治理模式是“数字威权主义”（DigitalAuthoritarianism）；指责中国正在利用全部政策工具，包括政治、经济、外交等手段，按照自身偏好塑造数字领域，“为发展、扩大、输出数字威权主义并使之制度化做出各种协同努力，试图使其成为数字领域未来的治理模式”；如果中国取得成功，“将书写未来的网络空间规则”。美国政界担心，新的信息基础设施及其应用使中国有能力扩大在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力。如果中国的创新、标准、制度和政策被其他国家广泛采用，那将使中国获得技术和政治优势，这显然是美国所不希望看到的。

三、特朗普政府在新兴技术领域筹建“价值观集团”

出于遏制“数字威权主义”的考虑，特朗普政府努力与所谓“志同道合”的国家在新兴技术领域协调政策，以便制定新兴技术开发的国际规则、规范和标准。特朗普政府认为，志趣相投的国家之间的多边合作将有助于提升其政策在新兴技术研发、供应链多样性和安全性、标准制定、多边出口管制以及打击对技术的非法使用等方面的效力。因此，为了实现必要的协调与合作，美国尝试以价值观念为标准，领导建立一个新兴技术政策多边集团以协调多国技术政策，保护和促进具有竞争优势的关键技术领域，并塑造使用新兴技术的集体规范和价值观。在美国的设想中，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德国、日本、荷兰、韩国和英国等国将构成该组织的核心成员。这个“价值观集团”将在5G、半导体、人工智能、网络安全、物联网和其他重要技术上进行合作。

科技创新之争已成为新时期地缘政治的主战场，新兴技术已成为大国竞争的焦点。尤其是人工智能、量子通信和5G技术，更是被美国视为决定未来领导地位的三大技术领域。图为2020年 1月9日，在美国拉斯维加斯举行的消费电子展上，参观者从5G技术广告旁走过。（图片来源：新华社）

与地缘政治密切融合的美国技术民族主义

近年来，信奉地缘政治的美国战略界与技术民族主义日益密切地结合在一起。传统西方地缘政治理论的核心内涵是将国家视为生命的有机体，只有通过扩张和竞争才能在弱肉强食的国际丛林社会中争取足够的生存空间。随着国际环境不断变化，地缘政治理论的内涵也在发生变化，但在国际社会中实现国家利益最大化，包括经济利益、安全利益等，依然是其核心内涵。至于技术民族主义，学术界基本上都是从战略角度来看待技术和制造业的发展，认为在高度竞争的世界中，技术是一种关键的国家资产，对国家安全和经济竞争力至关重要。技术民族主义政策的重点是加强国内产业的竞争力，以应对外国竞争对手。

如今，美国已将中国视为战略与安全领域最主要的竞争对手，将与中国的竞争延伸至科技领域，技术民族主义就是集中体现。相同的战略目标使美国地缘政治理念与技术民族主义高度融合，并突出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将“在研究、技术、发明和创新方面领先”确定为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目标。2017年12月特朗普政府推出的《国家安全战略》文件强调，为保证美国的竞争优势，政府将优先发展对经济增长和安全至关重要的新兴技术，并首次提出了“国家安全创新基地”的概念。这一概念的核心就是动员美国全政府、全社会的力量，确保美国在科学研究和产品研发领域的领先地位。美国国防部2018年发布的《国防战略概要》也指出，美国军事技术优势同样有赖于健康、安全的“国家安全创新基地”。

二是行政与立法部门联手推动科技创新。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推出了一系列发展新兴科技的战略性文件和政策性指导文件；美国国会亦准备通过立法加大科技研发的投入。美国两党重量级议员共同推出《无限边疆法案》（The Endless Frontier Act），其目标是巩固美国在科技创新领域的领导地位，通过对新兴技术增加投资来与中国进行竞争。

三是对竞争对手获取美国尖端技术和知识产权实施更为严格的限制。2018年8月，美国国会通过了针对中国的《外国投资风险审查现代化法案》（ForeignInvestment Risk Review Modernization Act），意在防止中国通过投资获取美国技术。同年11月，美国商务部列出了政府拟管制的14个“具有代表性的新兴技术”清单，涵盖人工智能、微处理器技术、先进计算技术、机器人等。几乎与此同时，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牵头协调了二十多个联邦研究与开发、执法和国家安全部门，组成研究环境联合委员会（Joint Committee on the Research Environment），研究分析美国科研机构面临的风险和挑战，加强保护美国政府支持的研发活动，防止外国政府干预和渗透，以确保美国研究机构的安全性和完整性。

四是推出一系列打击中国的政策。首先，通过类似贸易战这样的手段，打压中国在新兴技术产业领域的发展战略与政策。其次，持续增强对中国新兴技术和高科技企业的打压。2019年10月7日，美国商务部将28家中国公司和政府机构列入实体清单；2020年5月22日，又将另外33家中国机构列入实体清单，未来不排除会有更多的中国高科技企业、高校和科研机构被美国列入制裁清单。再次，通过限制美中人文交流放缓中国科技进步的步伐，包括对中国学生赴美留学施加越来越严格的限制，阻挠美中高校和科研机构人员的学术交流。最后，在国际社会尤其是西方世界打造围堵中国科技发展的统一战线。如在5G领域，美国试图建立所谓“民主5G联盟”围堵华为；在投资领域，美国试图推动欧盟和澳大利亚通过立法以限制中国对敏感行业的投资。

总之，技术民族主义已经成为美国大国竞争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政府试图倾全社会之力，阻断中国科技发展的一切动力之源。技术民族主义赋予美国对华科技竞争以“科技冷战”的色彩。

结 语

美国的技术民族主义体现了强烈的地缘政治色彩，即确保美国在世界经济和国际政治中的主导地位。美国作为长期引领世界科技潮流的科技创新大国和强国，科技优势是其保证经济优势、军事优势和霸权地位的主要基础。美国在主要科技领域经常领先其主要竞争对手一代甚至更多。当前，面对已经跃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拥有完整的制造业体系、同样倡导科技创新并持续加大科技投入的崛起大国中国，美国不仅在传统科技领域的领先优势地位有所下降，而且在新兴技术领域也未能拉开与中国的距离，甚至在个别领域（如5G）被中国反超。这让美国战略界人士产生了焦虑：失去科技优势的美国必将失去地缘经济优势，进而导致美国的地缘政治优势被中国所取代。美国对霸权前景的忧虑，导致其将新兴技术作为地缘政治的重要战场，技术民族主义成为包括美国两党在内的整个战略界的共同价值取向。随着这种焦虑感的上升，美国在科技领域对主要地缘政治对手的打压已经无所不用其极，而技术民族主义在美国也呈现出极端化的趋势，甚至不排除会出现“技术麦卡锡主义”，即在美国科技领域制造对华恐惧症和“寒蝉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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