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全球化、金融资源占有与居民财富不平等

　　在穷人的世界里，财富会帮助应对生活中的各种不确定性，并由此带来安全感;对富人而言，财富则意味着未来收入的分配权、社会地位甚至是政治参与权。在世界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居民贫富差距一直以来都是公众所广泛关注的重大社会现实问题。2014年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出版了专著《21世纪资本论》，其在研究中发现，自18世纪工业革命以来西方发达国家的居民财富不平等状况在持续恶化，其重要原因就是与通过劳动获得收入相比较而言，资本会追求更高的投资收益或回报，所以不加制约的资本主义导致了财富不平等加剧。

　　基于皮凯蒂的研究，近年来国内外学术界对于收入和财富不平等问题的研究愈发关注，李奇泽、黄平认为，全球化并不会加剧全球收入不平等的趋势，发达国家自身的政治体制、经济制度、经济结构以及教育公平等长期存在的问题和弊病才是加剧国家内部收入不平等的重要原因。诸多研究结论都证实，经济全球化发展会为资本的跨国转移和配置提供便利渠道，并且会进一步强化资本在社会财富分配中的强势地位，由此会显著加剧财富不平等状况。不仅如此，不同居民群体在金融市场参与度和金融资源可获得性方面都有所差异，在世界各国居民财富不平等加剧过程中，这种差异也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

　　正基于此，本研究将首先讨论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财富衡量的困境，然后对不同经济发展程度的国家的居民财富不平等状况进行分析和比较，在此基础上，重点探究经济全球化影响居民财富不平等的内在机制，进而分析金融资源占有加剧财富不平等的传导渠道，最后总结全文并归纳所得研究结论。

　　一、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财富估算困境

　　居民(或家庭)财富指一个居民(或家庭)所拥有的以市场价格衡量的所有非金融资产(如房产和土地等)及金融资产(如银行存款、各类证券和保险等)的净值总和。财富拥有意味着家庭对这些资产不但享有法律意义上的财产权，而且享有其经济意义上的全部收益权。在学术研究中，由于数据欠缺及现实中计算困难等原因，上述被学界在研究时所广泛使用的家庭财富定义，并没有涵盖社会福利和政府转移支付等未来收入的现值、人力资本以及耐用消费品(如汽车和家具等)等财富形式。不仅于此，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对居民财富水平的准确测度会面临诸多困境，已有研究文献中的不同估算方法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相应的缺陷或偏差。

　　1.基于官方数据的财富估算

　　对于家庭财富及其不平等程度的衡量，最理想的数据是官方基于全部人口信息采集并按市场价格计算的家庭所有类型财富的总和。然而，目前在全球范围内，只有财富税收制度相对完善的部分北欧国家，才最有可能实现如此详细的微观层面的数据采集。在财富税收制度相对完善的瑞典、挪威和丹麦三国中，目前只有挪威和丹麦仍从各类金融机构和不动产登记部门采集详细的居民财富信息，瑞典于2007年取消财富税后，类似的信息收集和数据统计工作也随之停止了。对于其他国家或经济体而言，基于官方统计数据，目前有两种途径可以对居民财富数额进行估算。具体而言，一种方式是通过财产或遗产税申报表来对居民财富进行测算，另一种方式被称为收入资本化估算法，即利用居民家庭的收入和应纳税资本收入申报表来测算其财富数量。

　　实践中，使用上述两种方法进行财富估算都有无法避免的缺陷。例如在使用第一种方法时，由于富有群体能够利用各种方式进行税收规避，因此财产税申报信息难以反映其真实的财富水平。20世纪8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的税收筹划产业的迅速发展可以间接对此进行证实。另外，富豪为避免被征收巨额的遗产税，往往在去世之前会对拥有的财富进行避税处理，从而导致基于遗产税申报表估算的财富数量也会出现偏差。而利用收入及应纳税资本收入申报表进行财富估算时，其假定相同类型的资产持有(或投资)的收益率都是相等的，并且不同财富拥有水平的家庭的财富收益率也是相同的。然而，现实中财富水平越高的居民或家庭，其投资收益率水平也越高。比如同样选择商业银行的理财产品进行投资，高预期收益率的产品往往也会设定较高的投资门槛，从而在事实上使得财富较少的投资者只能选择预期收益率低的理财产品，而财富拥有水平高的富有阶层则可以享受更高的投资收益率，这种同类型金融产品的实际收益率水平差异，会导致基于应纳税资本收入申报表的财富测算结果也会存在较大的偏差。

　　2.基于调查数据的财富估算

　　除基于官方数据对居民家庭财富进行估算外，实践中还可以通过入户调查来采集家庭收入和资产信息，并基于调查数据来测算居民家庭的财富拥有水平。例如在美国，美联储统计部与财政部自1983年起联合开展美国消费者金融调查(Survey of Consumer Finance, SCF);在欧洲，2010年起欧元区成员国统一进行家庭金融及消费调查(Household Finance and Consumption Survey, HFCS);在中国，近年来北京大学开展的中国家庭跟踪调查(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 CFPS)和西南财经大学发起的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ina Household Finance Survey, CHFS)等，都会采集受访样本家庭的各种收入、资产和负债信息，整理后的数据可用于估算居民财富及其不平等状况。

　　在进行家庭金融调查时，由于抽样误差和实际调查时的信息收集误差，入户调查数据的准确度和可靠性历来都备受争议。实践中，可能至少有三种原因会造成居民财富信息收集及财富不平等估算出现偏差。其一，受访样本家庭在回答收入及资产信息相关的调查问题时，由于担心家庭隐私信息泄露，有可能会少报或漏报其收入及资产数量;其二，部分样本家庭一定比例的收入或财富来源并不合法，因此在接受采访时会有意隐瞒这部分收入或资产;其三，调查时实际回答问题的样本家庭的受访成员，由于各种原因有可能对家庭实际财富状况并不完全掌握，或者缺乏对实时市场价格信息的了解，因此在提供各种资产数量信息时会出现偏差。上述前两种情况会造成家庭财富水平的低估，第三种情况也会导致采集到的居民财富数据出现偏差。

　　考虑到世界各国家庭财富的高度集中趋势，对处于财富顶端的居民家庭财富水平进行准确估算，对财富不平等衡量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有学者发现，在各种类似的家庭金融调查中，事实上很难有效采集到最富有阶层的真实资产或财富信息。

　　3.经济全球化下的财富估算困境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金融全球化所带来的资本流动便利性、可投资产品多样化和离岸财富管理服务专业化，使得各国富豪能够在世界范围内进行资产配置或财富持有，并因此享受更高的投资回报和实现更快的财富积累，这也导致了研究中对最富有群体的财富统计或测度更为困难，并进而影响到财富不平等的衡量准确度。

　　在经济和金融全球化发展背景下，富豪阶层的收入来源和财富配置也呈现全球化趋势，如果使用收入或资产申报表来进行财富估算，经济全球化发展无疑会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对富豪阶层的收入和财富的统计难度。近年来，世界主要“避税天堂”型国家或地区的财富管理规模快速上升，则从侧面反映了财富估算所面临的这一现实困境。例如根据祖克曼(Zucman)的估算，对于位于财富顶端001%的挪威超级巨富群体，传统的财富计算方法与充分考虑了其隐匿财富的计算结果相比较，这个富豪群体的财富总量会被低估25%。而在大多数亚洲、欧洲和拉美国家，转移到海外的资产比例更是明显高于挪威，因此其被漏算的财富数量比例也将会高于25%，由此造成的财富计算结果则会显著低于实际值。

　　不仅如此，财富估算困难最终会影响到财富不平等的衡量准确度。目前，绝大多数与财富不平等相关的已有研究，主要利用不同国家或地区的官方税收数据来估算居民财富及其分布状况，然而，公开的税收数据只能反映居民已纳入征税范围的收入或财富，在各种税收规避措施下，用上述方法得到的估计数据无法反映居民真实的收入及财富状况，所以据此得到的财富不平等衡量结果会与实际情况有所偏差。例如，部分“避税天堂”型国家的中央银行发布的统计数据表明，在瑞士、巴拿马和巴哈马群岛等全球“避税天堂”地区，集中了相当于全球GDP 10%的财富，尤其是俄罗斯、部分海湾国家和拉丁美洲国家，富有群体在海外持有的财富数量占其国内GDP的比例高达60%。

　　根据阿尔斯塔德塞特(Alstadsater)等的估算，在“避税天堂”地区的大部分离岸财富主要被全球最富有的前0.01%的人口所持有。如在英国、西班牙和法国，最富有的001%的居民将其家庭财富中的30%~40%以离岸财富方式持有;而在俄罗斯，顶级富豪则将绝大部分财富转移到了海外的离岸金融中心。上述研究结果表明，如果将离岸财富考虑在内，则各个国家的居民财富不平等程度会大幅上升。

　　综上所述，不管是利用财产、遗产或收入纳税申报表中的资产或收入数据，还是基于居民在调查中自行提供的收入和财富信息，都很难对财富不平等的实际状况进行准确衡量，再加上经济全球化下财富的跨国转移和配置所导致的估算困难，使得国内外已有相关文献中的财富不平等数据，都仍然是基于有限可得信息的一种近似推算。考虑到上述财富衡量方法所面临的不同难题，在近期的相关研究中，学者们本着务实的态度，会综合利用各种数据来源或估算方法，以对居民财富及其不平等状况进行测算和调整。

　　二、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财富不平等：国际比较

　　与经济全球化密切关联的财富不平等主要有两个层面的表现：其一是全球财富在国家间的分布不平等，尤其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的财富不平等更为突出;其二是社会财富在一国居民内部的分布不平等。下面讨论的财富不平等，将主要聚焦于一国内部的居民财富拥有差异。由于数据可得性问题，在后面的讨论中，除中国外，将选取美国、法国、印度和俄罗斯四国，分别作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代表，以比较不同国家的财富不平等变化趋势。

　　1.不同发展程度国家的财富不平等比较

　　对于世界各国的居民财富不平等现象，国外学者的研究得到了较为一致的结论，即尽管不同国家的财富不平等上升速度由于制度差异也有所不同，但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几十年间，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内的研究样本国家，都无一例外地出现了财富不平等状况恶化的趋势。

　　如表1所示，无论是美国和法国等发达国家，还是中国、印度和俄罗斯等新兴经济体，财富在不同群体之间的分配都极为不平等。例如在美国，最富有的1%人口拥有社会总财富的38.56%,而占比50%的最不富有(或贫穷)的人口，其净财富占社会总财富的比例竟为负值，这意味着财富拥有量在后50%的个人或家庭财富净值为负(或为净负债)。中国最富有的1%人口拥有社会总财富的比例为29.63%，财富额在后50%的人口只拥有社会总财富的6.44%;而在俄罗斯，前1%的富有人口的财富份额高达42.58%，后50%的人口的财富份额则低至3.49%。来自其他研究机构的数据也同样证实了贫富差距在全球范围内逐渐拉大，财富不断向占全球人口总数仅约0.1%的顶级富豪群体高度集中，而收入和财富处于分位数末端的人口，所拥有的净财富基本为零。

　　2.发达国家的财富不平等变化趋势

　　经济相对发达的国家，在国民财富总量快速增长的同时，其居民财富不平等程度也无一例外地呈现出恶化态势。图1中的数据及其变化趋势显示，在1978年，美国个人净财富最高的前1%的居民净财富占社会总财富的份额约为21.96%，法国的数据为17.6%。到了2014年，美国最富有的前1%的居民净财富占社会总财富的份额上升至38.56%，而法国的数据则上升至23.38%。

　　图2中的数据及其变化趋势显示，在1978年，美国个人净财富处于后50%的居民净财富占社会总财富的份额约为0.75%，法国这一数据为8.34%。到了2014年，美国最贫穷的50%居民的净财富占社会总财富的份额下降至-0.13%，这意味着处于财富拥有水平末端50%的群体，其个人净财富为负(或者为净负债)。同一时期法国的这一数据则下降为6.35%。

　　国外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也印证了发达国家居民财富不平等状况的持续恶化态势，如有研究发现美国国内居民财富有向少数人群高度集中的趋势，处于财富分布顶端前0.1%的豪富群体，其财富拥有占全部居民财富的比例超过20%，而财富分布处于底端90%的群体，财富拥有占全部居民财富的比例也才仅仅略高于20%。从平均值上来看，处于财富分布顶端0.1%的家庭平均拥有的财富数量，是财富分布底端90%家庭的平均财富拥有量的900倍。更令人担忧的是，伴随着财富不平等状况恶化的，是人口占比过半的相对贫困群体的家庭净负债的快速上升，在“马太效应”(Matthew Effect)的作用下，贫困群体在未来已经失去了财富稳定增长的基础，由此使得美国国内的财富集中趋势难以减缓或停止。类似的，阿尔瓦雷多等也发现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英国和加拿大等国的居民财富不平等状况有着相近的变化趋势，即处于财富分布顶端01%、1%和10%的富裕群体，其财富占比在持续上升，而处于财富底端90%、50%和10%的群体，其所拥有的财富占全部居民财富的比例呈现持续下降态势。

　　3.新兴市场国家的财富不平等变化

　　在新兴市场国家或经济体，伴随着经济快速增长和大规模的私有化进程，居民财富差距被急剧拉大。在图3所示的数据及其变化趋势中，由于数据可得性原因，与美国和法国的数据相比较，印度和俄罗斯相同时期的数据有部分缺失。在1981年，印度个人净财富最高的前1%的居民净财富占社会总财富的份额约为12.5%，但到了2012年，这一数据快速上升到了30.69%。在1995年，俄罗斯个人净财富最高的前1%的居民净财富占社会总财富的份额约为21.5%，但到了2015年，这一数据则上升至42.58%。这意味着在过去的20年间，俄罗斯前1%的富有群体的个人净财富占社会总财富的份额约翻了一番。

　　图4中的数据及其变化趋势(同样存在数据缺失)则显示，在最近的有类似数据的1981年，印度个人净财富处于后50%的居民净财富占社会总财富的份额约为10.91%，但到了2012年，这一群体的个人净财富占社会总财富的份额下降至6.4%。在1995年，俄罗斯个人净财富处于后50%的居民净财富占社会总财富的份额约为8.54%，而到了2015年，这一群体的个人净财富占社会总财富的份额则迅速下降至3.49%，这意味着与20年前相比，贫困群体的财富所占份额减少超过一半。

　　与印度和俄罗斯类似，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居民财富也存在严重的不平等状况。如巴西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7年到2018年期间，巴西2.7%的富有家庭拥有全部居民财富的比例高达20%。在国内出现严重通货膨胀的情况下，阿根廷的居民收入及财富差距也在持续拉大，在2018年4月到2019年第一季度结束的12个月内，阿根廷国内处于财富分布顶端10%和底端10%群体的收入差距，就从20倍增加至21倍，而在财富分布上，这种差距拉大的趋势则更为明显。与巴西和阿根廷相比，位于北美洲的墨西哥和非洲的南非共和国的国内居民财富的不平等状况则更为严重。在墨西哥，处于财富顶端10%的富有家庭，拥有整个国家2/3的财富，其中最富有的前1%群体，则拥有全国1/3的财富;而在南非，最富有的10%的群体拥有社会总财富的比例竟然高达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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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上面的数据分析可以得出，过去几十年来，在经济全球化快速发展的同时，世界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都出现了财富不平等程度持续拉大的现象。除了各国自身的政策和制度原因外，客观上不同收入或财富拥有水平群体的经济全球化参与度或受益程度会存在明显差异，这使得经济全球化本身可能成为居民财富不平等状况逐渐恶化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经济全球化影响财富不平等的

　　内在机制经济全球化主要涉及世界各经济体之间的贸易往来、资金流入流出、移民或劳动力流动、技术转移以及信息传播等因素。经济全球化发展是世界各国经济增长和财富积累的重要推动力量，尤其对于欠发达经济体或中低收入群体，经济全球化在一定程度上提供了改善其境况的可能和机会。然而，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收入和财富增长，并不必然地被不同收入阶层所平等地分享。经济全球化发展中客观存在的产品和要素的市场价格差异、不同生产要素的跨国流动性差异、不同资本形态的收益率差异以及经济制度设计差异等，都有可能成为加剧居民财富不平等状况的诱因。

　　1.贸易全球化、产品和要素价格差异与财富不平等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际贸易在整体上会增进各贸易国的福利水平，但有可能在改善一部分人经济状况的同时，使得另一部分人的收入或福利受损，进而对一国内部的居民收入分配格局产生负面影响，并进一步加剧财富不平等状况。

　　国际贸易影响一国收入不平等的理论基础源于赫克歇尔-奥林的资源禀赋理论(Heckscher-Ohlin Model)和斯托尔珀-萨缪尔森定理(Stolper-Samuelson Theorem)。根据上述理论，一方面，不同国家在资源禀赋上的差异，会造成不同产品或生产要素的市场价格发生变化，这种相对价格变化会体现为不同技能、不同行业和不同区域劳动者之间的收入差异。如在主要出口高技术含量产品的发达国家，低技能工人与高技能工人的收入差距会被拉大;而在发展中国家，出口贸易发达地区和相对落后地区工人之间的收入差距也会被逐渐拉大。如中国的对外贸易发展存在着十分显著的城乡、地域和行业差异，这种发展的不平衡首先会表现为不同群体工资收入差距的拉大，并随时间推移而最终转化为财富占有的不平等。

　　另一方面，国际贸易还会通过减少某个特定群体的就业机会而使其收入状况恶化，如在发达国家，劳动力密集型产品的进口替代会减少其国内低技能劳动力的就业机会，从而使其收入状况恶化。学术界的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即贸易自由化会影响不同群体的就业机会和经济来源，从而对收入分配有着显著的负面影响。不仅如此，当期的收入会成为下一期的资产或财富，而财富本身会以资本的形式，在投资中产生如利息、红利、租金或资本利得等收入，因此之前存在的收入差距，会直接影响未来的财富积累和收入分配，并进一步加剧未来的财富不平等程度。

　　2.生产要素的跨国流动性差异与财富不平等

　　在传统的经济全球化影响收入和财富不平等的理论解释中，其假定各种生产要素仅在一国或经济体范围内进行流动和转移。然而，在推动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各种力量中，生产要素的跨国流动和配置一直都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由于不同生产要素跨国转移或流动的便利性或难易程度有明显的差异，这意味着其无法平等地分享经济全球化所造成的财富增长，所以生产要素的跨国流动性不同所造成的财富分配差异，是经济全球化影响财富不平等的一个重要机制。

　　首先，劳动力的跨国流动会导致收入和财富向某些特定群体倾斜和集中，但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深化，与早期不同技能的劳动力比较容易进行跨国迁移所不同，近年来各国的移民政策都对低技能劳动力的流动进行了严格的限制，因此经济全球化发展进入21世纪以来，只有高技能或有特殊专长的劳动力才有机会进行跨国流动和迁移，这意味着仅有高技能劳动力才有机会在经济全球化发展中获得更多的收入和提升财富积累。其次，与土地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相比较，资本的跨国流动和配置会更为方便，所以拥有较多资本的群体就有机会享有全球财富的分配权。另外，伴随着全球金融市场的发展和开放，逐利性资本会逐渐从制造业等实体经济行业(或部门)转向更易获得高回报的金融市场，然而发展中国家在逐步对外开放金融市场投资时，一般都会以一定资本拥有净额为标准设立合格境外投资者的准入条件，这意味着处于财富拥有量顶端的群体才有机会实现资本的跨境金融市场流动和配置，这无疑也会产生加剧财富不平等状况的效应。

　　3.不同领域技术进步和技术扩散差异与财富不平等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同行业或领域的技术创新程度会有所不同，并且资本的跨国流动往往伴随着技术转移和扩散，这无疑会增加对掌握先进技术、拥有专业技能的高素质劳动者的需求，因此这个群体会有更高的收入水平和更快的财富积累速度，基于此，经济全球化便可以借助技术进步和技术扩散效应对居民财富不平等产生实质性影响。

　　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着计算机信息技术和互联网技术的突飞猛进，一批“网络新贵”或“技术新贵”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积累起了巨额个人财富，从而拉开了与其他领域从业人员的资产和财富差距。学术研究也证实技术进步和技术扩散对不同群体的收入分配结果有着显著影响，如若莫特(Jaumotte)等研究了51个样本国家，尝试探寻贸易和金融全球化与居民收入不平等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与全球化在拉大收入分配差距时产生的影响相比，技术进步及其跨国扩散在不同国家收入不平等恶化过程中发挥了主要作用。

　　不仅如此，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信息技术发展和金融创新相结合，使得国际资金转移变得更为便捷和容易，从而使得“网络新贵”和“技术新贵”们可以在全球范围内方便地进行资产配置和实现资产增值。如在瑞士、中国香港和巴哈马群岛等地，提供离岸财富管理的各类金融机构的迅速发展，吸引了在高科技企业中从业的高净值人群(High-net-worth individual)将其财产进行全球范围内的转移或配置。由此可见，技术进步、技术扩散以及科技与金融的融合，在拉开高技能从业群体与普通劳动者之间收入差距的同时，也为这一高收入群体提供了财富快速增加的机会，从而成为经济全球化影响财富不平等状况的另一重要传导渠道。

　　4.制度设计和政策制定差异与财富不平等

　　为鼓励经济主体积极参与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一国政府会根据本国实际情况进行有明显导向性的制度设计或制定激励性政策。与此同时，为保护本国资源、产业或就业岗位，一国政府也会有相应的限制性制度设计或政策管制措施。这种针对不同地区、不同行业或不同群体的激励或限制性制度与政策，会直接改变居民的收入分配状况，进而对财富不平等产生影响。

　　一方面，许多发展中国家为推动本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融合，会对经济制度进行差异化设计，如建立经济特区、自由港、保税区和自由贸易区等特别经济规划区;为保护或限制某个行业或经济领域，也会采用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或有针对性的关税制度。如中国和越南等国都曾有鼓励外商直接投资(FDI)的税收优惠政策，也有建立或加入不同自由贸易区的相应制度设计。同样，发达国家为保护本国产业和就业岗位，也会使用知识产权保护、绿色或技术壁垒设定以及特定的关税政策等，如美国对中国科技公司华为的禁令以及对中国输美产品提高关税等，都有可能会在保护本国部分群体经济利益的同时，对另外一些群体的收入、福利或财富积累产生重要影响。

　　更为重要的是，财富拥有本身也会对一国经济制度和政策设计施加影响。尤其在西方发达国家，财富拥有差异会直接对政治选举产生影响，并通过权力的集中而反过来影响财富的进一步集中。例如在美国，与普通家庭相比较，超级富豪及其所控制的企业可以产生重要的政治影响力，进而通过影响政策制定而实现其目的。不仅如此，财富不平等情况下，社会阶层的固化使得富有和贫穷阶层都具有了代际传递的特征，从而挑战和损害人们对于经济市场化的信心。

　　四、金融资源占有差异加剧

　　财富不平等状况金融资源主要指一个经济体所拥有的金融机构及其可提供的金融产品和服务的总体数量或规模，金融资源的占有或分配直接关系到不同经济个体在金融市场发展中的受益程度。在实际统计和学术研究中，有多个衡量金融资源占有或分配状况的指标，如每万人金融机构网点数量、个人正规金融账户拥有率、家庭贷款可获得性和保险密度等。为全面衡量各国居民在金融资源占有上的差异，世界银行每年会定期发布《全球普惠金融指数报告》(The Global Findex Database)，报告从金融账户、支付结算、储蓄、借贷和财务应对能力等五个方面设计指标，以综合反映各国的金融普惠发展状况。

　　一个难以回避的现实是，无论是在发展中国家还是在发达国家，不同居民群体的金融资源占有情况都存在相当大的差异。尤其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为优化资源配置和促进经济增长，各国金融制度的设计和运行都主要遵从了效率优先的原则，并且在市场化的资源配置模式下，金融资源的实际分配或占有也主要建立在以财富数量为基础的信用之上，这会自然地对贫穷群体产生排斥性。不仅如此，与有形资产或实体经济的收益水平相比，财富金融化使得富有群体有更多机会进行资产组合选择，并在金融全球化背景下方便地进行资产转移和跨国财富配置，由此享有更高的资产回报率和更快的财富积累速度，而这些都有可能会成为加剧居民财富不平等程度的重要原因。

　　1.金融市场化发展中的“唯效率效应”

　　在各国金融体系的市场化发展过程中，金融制度设计和金融资源分配中的“唯效率效应”(efficiency-only effect)是加剧居民财富不平等状况的重要原因之一。一方面，在金融制度设计和市场发展中，一国会更多地聚焦提升效率而非促进平等，因为政策制定和实施者会更相信市场机制的正面效应，即在促进金融、经济发展过程中，会在总体上缓解不平等问题。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或经济体，为了促进经济增长，其与金融相关的制度设计和资源分配规则建立，会主要侧重于提高市场效率，而较少顾及公平。实践中，金融资源分配的不平等，即使有可能会提升经济增长效率和缓和收入分配差距，却会进一步拉大居民在财富拥有方面的不平等状况。如克拉克等发现，较不完善的金融制度体系会拉大居民收入差距，相对完善的金融制度体系则与低收入不平等相联系，然而，在两种情况下，金融资源基于效率优先的分配结果，都极有可能恶化居民财富的不平等状况。

　　另一方面，在金融资源分配或可得性方面，“唯效率效应”也无处不在。由于信息不对称和道德风险的存在，金融资源分配会主要遵从两个标准，即已经拥有的财富数量和未来的预期回报水平。由于贫穷的家庭没有足够的资产进行抵押或担保，也没有有效的信用记录以帮助其获得金融服务，并且相较于富有家庭而言，贫穷家庭也难以寻找到令金融资源配置产生更高回报的投资机会，所以现有财富拥有量少的这部分群体，几乎很难通过平等的金融资源分配或占有而分享经济和金融市场发展带来的收益。如表2所示，在印度和尼日利亚，15岁及以上的低收入群体能够获得正规金融借贷支持的比例仅为9.8%，而美国和法国的高收入群体，这一比例则高达55.1%。除此之外，为了追求更高的投资回报和资本配置效率，金融资源不仅会从经济落后地区流向经济发达地区，而且也会从贫困群体转移至富有群体，由此使得金融资源“嫌贫爱富”的“唯效率”分配逻辑成为加剧财富不平等状况的重要渠道。

　　2.金融服务提供中的“排斥效应”

　　在金融机构提供产品服务或进行资源配置过程中，不同经济主体(或居民群体)获得金融资源及服务的可能性会有所不同，甚至有些群体几乎没有机会获得正规的金融服务和资源分配，由此产生了金融服务提供中的“排斥效应”(exclusion effect)。

　　理论上，可以从信息不对称、市场干预、金融素养和产业差异四个主要方面来解释金融排斥效应出现的原因。第一，信息不对称会导致金融机构无法得到足够的有效信息来评估潜在服务对象的风险状况，从而使得金融资源无法有效配置，所以有效信用信息缺乏的群体，就很难获得正规的金融服务。第二，不当的利率管制或信贷配给干预也会产生金融排斥效应。比如商业银行在利率管制情况下无法提高贷款利率，而只能提高抵押担保条件和对企业财务结构或经营规模的要求，从而大大降低了低收入群体或小微企业获得信贷服务的可能性。第三，缺乏金融知识或金融素养较低也会客观上导致被动的金融排斥效应。由于低收入群体一般受教育程度较低，因此对金融相关知识的不了解和金融服务相关经验的缺乏，会直接导致其没有能力利用正规金融服务来满足借贷需求。第四，不同领域或产业的从业者面临的风险会有差异，这也可能导致相关群体在金融服务中受到排斥。比如农业受自然灾害或气候的影响很大，并且由此产生的风险具有同质性或系统性，这导致农业从业人员容易在金融服务中被排斥。

　　实践中，较贫困的弱势群体在接近金融机构、投资金融产品和获得专业服务等各方面都面临更多的困难和障碍，因此无法像富有群体一样可以利用金融资源占有而提升财富增长速度，由此产生的“排斥效应”会成为加剧居民财富不平等状况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金融服务提供中的“排斥效应”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在金融市场发展早期，基本金融服务对于某个特定群体的不可获得性，这在发展中国家的贫困群体中尤为突出。从表3中可以看到，截止到2017年，中国超过1/5(20.7%)的25岁及以上的成年人仍没有正规金融账户，尼日利亚则有一半以上的成年人没有正规金融账户，而在阿富汗，这一比例竟超过了80%。表4中的数据则显示，即使在经济发达的美国，不同收入群体在银行账户拥有率方面也有明显的差异。根据2013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ina Household Finance Survey，CHFS)数据计算，中国29.6%的家庭没有任何金融产品。而根据2014年中国家庭跟踪调查(Chinese Family Panel Survey，CFPS)数据进行计算，中国约有54%的家庭没有任何金融产品，并且，有38.5%的城市居民家庭没有参与金融市场，相较之下，高达60.9%的农村居民家庭则被排斥于金融市场之外。这种金融服务获得性方面的不平等所导致的“排斥效应”，会直接降低贫困家庭利用金融市场提高收入水平和增加财富积累的可能性。如张号栋和尹志超(2016)、周洋等(2018)都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家庭财富水平越高，被金融市场排斥的可能性越小，这意味着越富有的家庭越有可能占有更多的金融资源，进而更快地进行财富积累，而贫困家庭则无法利用金融服务来实现财富积累，从而导致其与富有家庭之间的财富差距被越拉越大。

　　金融服务提供中的“排斥效应”的另一个重要特征，则表现为专业金融服务或专属金融产品对财富拥有较少的弱势群体的排斥性。如表3所示，加拿大、德国、澳大利亚和日本等发达国家，居民正规金融账户的拥有率都超过了99%，这意味着几乎所有成年人都拥有正规金融账户;然而，即使绝大多数发达国家居民都有机会参与金融市场或利用基础金融服务，但接近普惠程度的金融市场发展有可能会减小收入差距，却无法解决财富不平等问题。如格林伍德等发现，金融市场发展与收入不平等之间呈现倒U形关系，在金融市场发展初期，只有富有家庭才有机会参与金融市场并从中获利，因此收入不平等会加剧。随着金融市场的充分发展，更多家庭有机会从金融市场发展中受益，然而伴随着金融市场可投资产品的多样化及金融服务的专业化，只有具有财富积累优势的富有阶层，才有机会深度参与金融市场并占有更多金融资源。许多更高收益的金融产品都设置了最低投资限额，这种按可投资净资产数额来甄别客户的金融产品提供和服务模式，对低收入群体几乎具有完全的排斥性。所以，富有阶层可以利用新的收益更高的金融投资产品实现更快速的财富积累，从而使得与贫穷阶层的财富差距进一步拉大。

　　3.金融全球化趋势下的“资产组合效应”

　　在全球金融一体化迅速发展的背景下，由于富有群体具有巨大的财富占有优势，因此更有可能进行高质量的资产组合选择和配置，从而比贫穷群体能够实现更有效的风险管理和快速的财富增值，进而充分利用“资产组合效应”(portfolio composition effect)稳固其财富拥有方面的强势地位。

　　“资产组合效应”的一个重要影响渠道，主要源于一国范围内不同财富占有数量的群体在资产组合选择自由度方面所存在的差异。伴随着居民财富不平等程度的上升，富有群体以流动性更好的金融资产方式持有的财富占比也在迅速上升。在这种财富金融化发展趋势下，资产组合选择上的差异会产生居民财富分配上的“马太效应”。有国外学者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家庭财富拥有水平与财富投资收益率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并且越富有的家庭，其证券类金融资产的持有量会越高。这意味着财富拥有水平较低的家庭，基本上无法利用资产组合来进行投资风险管理，并且其只能选择收益相对较低的银行存款或普通金融理财产品进行财富投资。相比之下，财富拥有水平高的家庭，更有可能倾向于选择组合质量较高的金融产品，从而其投资收益率有可能会更高，并且高质量资产组合也有助于应对不确定性冲击和提升投资风险管理的有效性。

　　在金融全球化背景下，“资产组合效应”的另一个重要影响渠道，则主要基于不同财富拥有群体在全球范围进行资产组合选择和财富配置的自由度差异。从图5中可以看出，近年来全球离岸财富占世界GDP的比例呈现稳步上升趋势。有学者估计，2007年全球GDP占比98%的部分被各国富豪以离岸财富方式持有或配置，其中沙特阿拉伯全国GDP中超过60%的部分被以离岸财富方式持有，而在委内瑞拉，这一比例则超过了70%。不仅如此，财富拥有占比越高的群体，其离岸财富的配置比例也越高。而从表5中的数据可以看出，财富拥有数量不同的群体在全球离岸财富中的占比差距悬殊。其中最富有的前1%群体拥有全球离岸财富的比例为936%，而最贫穷的后90%拥有的全球离岸财富比例仅为16%。更重要的是，富豪群体能够自由地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投资或财富转移，这一方面保证其可以在全球范围内选择更好的资产组合，另一方面则意味着这一群体更多地享有全球金融资源乃至财富的分配权，这无疑会进一步拉大其与贫穷群体的财富拥有差距。

　　综上所述，富有群体可以利用金融资源的占有更快地增加财富，而贫穷的家庭则很难获得金融资源和融资服务，尤其在发展中国家，由于金融市场不完善或相关制度设计的缺陷，只有既得利益群体才有机会占有金融资源和享受金融服务，金融市场的发展只会有利于富裕或权贵阶层，从而间接对穷困群体造成伤害，并最终导致居民财富不平等程度进一步恶化。

　　五、研究总结

　　本文首先探讨了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居民财富水平的测度思路，发现已有文献中的不同估算方法都存在程度不一的缺陷或偏差。一方面，由于富有群体能够利用各种方式进行税收规避，因此财产税或遗产税申报信息难以反映其真实的财富水平;另一方面，不同财富拥有水平的家庭，在资产配置中享受的投资收益率也有所不同，所以利用收入纳税申报表中的资产或收入数据进行财富计算，也会出现较大程度的偏差。如果基于居民在调查中自行提供的收入和财富信息来进行财富计算，则会出现由于抽样误差和实际调查时的信息收集误差而造成的财富计算偏差。不仅如此，考虑到经济全球化下财富的跨国转移和配置所导致的其他估算问题或困难，已有可参考的财富不平等数据，都仅是基于有限可得信息进行估算的结果。

　　基于已有文献和世界财富与收入数据库公开发布的数据信息，可以发现，近年来在经济全球化快速发展的同时，世界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都出现了财富不平等程度持续加剧的现象。在发达国家或经济体，居民财富不平等状况及其变化趋势主要有两个明显的特征：一是财富向最富有的占人口极小比例的家庭快速集中，二是超过人口半数的群体或家庭的负债状况逐渐恶化，尤其在美国，处于财富拥有水平后50%的家庭，其净资产竟为负值(或净负债)。而在发展中国家或经济体，伴随着经济快速增长和大规模的私有化进程，居民财富差距也在急剧拉大。尤其是俄罗斯和一些拉美国家，一方面，财富急剧向顶级富豪群体集中，并且相当规模的财富被转移至海外;另一方面，贫困家庭的收入及资产拥有水平则出现了快速下降，再加上高通货膨胀率的影响，使得弱势群体的生存状况日益恶化。

　　对于经济全球化影响居民财富不平等状况的内在机制，本研究发现，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收入和财富增长，并不必然地被不同收入阶层所平等地分享。首先，经济全球化发展中客观存在的产品和要素的市场价格差异，会通过贸易自由化渠道影响不同群体的就业机会和经济来源，从而对收入分配及财富积累有着显著的负面影响。其次，不同生产要素的跨国流动性和收益率差异，使得不同群体分享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财富增长的机会也有所不同，由此会影响其收入分配及财富积累。再次，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不同领域的技术进步和技术扩散会有所差异，从而会拉大拥有先进技术和专业技能的高素质群体与普通劳动者之间的收入与财富差距。最后，一国政府有倾向性的制度设计或政策管制措施，也会影响不同地区、不同行业或不同群体的收入分配状况，进而影响到财富不平等状况。

　　除此之外，金融资源的占有或分配会关系到不同经济个体在金融市场发展中的受益程度，并会最终影响到收入分配和财富积累状况。一方面，遵从效率优先的金融制度设计和市场化的资源配置模式，会使金融资源分配或占有对贫穷群体产生排斥性，从而一定程度上剥夺了其财富分配权和享有权。另一方面，与劳动或从事实体经济的收入水平相比，财富金融化使得富有群体有更多机会享有高收益率的资产投资组合，再加上金融全球化下资产转移和跨国财富配置的便利和高效，使得富有群体享有更高的资产回报率和更快的财富积累速度，由此会加剧居民财富不平等状况。尤其在发展中国家，由于金融市场不完善或相关制度设计的缺陷，金融资源分配和金融服务供给明显向既得利益群体和权贵阶层倾斜，从而对弱势群体造成间接伤害，并最终进一步导致居民财富不平等状况恶化。

　　尽管本研究在探讨居民财富不平等的引致因素方面有所努力和尝试，但由于影响居民财富不平等的潜在因素众多，本文仅探讨了经济全球化和金融资源占有等相关因素的可能影响，而从一国政治制度和经济体制角度去解释其财富不平等现象，将会丰富这一领域的研究。不仅如此，本研究仍局限于纯理论探讨和定性分析，由此得到的结论尚缺乏数据和实证分析支撑，因此，通过实证研究发掘充分的经验证据，将是本研究下一步的主要努力方向。

作者信息：

　　黄平，1958年生，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研究员。

　　李奇泽，1988年生，博士资格候选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