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成功者都是坏人，我们为什么还要做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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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同人于野 如果成功者都是坏人，我们为什么还要做好人？ 这句话不是反问，而是真诚的疑问。我们每个人都希望好人会有好报，但这并没有什么科学根据。不仅如此，现在心理学家们搞了一系列最新的研究表明，得了“好报”的人，大多不是“好人”。 我们有时候会在决策中面临两个方向：对自己有利的方向，和对得起自己良心的方向。如果你是一个理性的人，你应该怎么选呢？ 我最近看网上流传一篇文章《一到思考题》，其中讲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困境：假设你发现自己的上司贪污腐败，你应该怎么做。 作者曹莉莉说，如果你是一个普通员工根本没有机会接触贪污这个动作，你大概唯一能做的就是明哲保身详装不知，因为你就算想举报都没证据。 而如果你是秘书或者助理这种核心人员，首先你千万别跟着一起贪，否则将来东窗事发你就是第一个背黑锅的人；其次你也别立即举报，否则别的领导就不敢再用你。你应该“想方设法私下劝阻领导，让他悬崖勒马。如果他一意孤行，再辞职。” 这个答案既对得起自己的工作本分，又保全了自己的道德，非常完美。 可是予尝求古仁人之心，或异二者之为—曹莉莉说的是如果你想继续当个普通人，你应该这么这么办。可是如果你不满足于当个普通人，想要当领导呢？ 我们看看现在这些身居高位的人，他们在成长的过程中难免会遇到贪污腐败的上司。第一，他们既然能混到高位，就不可能永远接触不到核心证据。第二，他们当初的上司不可能愚蠢到本来想贪污听他们劝几句就悬崖勒马的程度。第三，他们既然今天还在干，显然当初就没有辞职！ 所以最合理的推断是，这些人认为水至清则无鱼，选择明明手里有证据也不举报，甚至可能跟着一起贪。 同流合污当然有风险，但有风险才有机会。置身事外当然安全，可是这也意味着别人不带你玩。我们不得不在各种风险和利益计算中患得患失，一点都不潇洒。有多少正义之士一看社会是这么个局面，索性懒得再算，退出江湖不玩了。 我上大学的时候经常租古龙小说看。有一次在一本《圆月弯刀》中看到一句话，不知激起了哪位少年心中的热血，被重重地画了下划线：“他一定要从正途中出人头地”。到底要怎么做，才能从正途中出人头地呢？ 像这样的问题读古龙没用……得读一本更畅销的书—史蒂芬·柯维的《高效能人士的七个习惯》。书中的一个最关键思想，也是“高效能人士”的第二个习惯，是以原则为重心去做事。 柯维说你得有一种使命感，给自己的人生找个愿景和方向。这种愿景不是什么成功了之后去找个岛退休之类，而是个人的最终期许和价值观这种比较高级的东西，比如改变世界—或者说，将来盖棺论定时你希望获得什么评价。你应该根据这个使命感给自己设定一套宪法般的原则，时刻谨记在心，一举一动都是为了这个愿景。 以金钱为重心、以享乐为重心、以名利为重心，或者以工作为重心、以家庭为重心，这些都不如以“原则”为重心。 柯维举了个例子。比如你约好了晚上跟老婆去看演出，老板突然打电话让你回公司加班。以工作为重心的人会选择加班，以家庭为重心的人会选择继续陪老婆。而以原则为重心的人则会通盘考虑，不受任何冲动的影响，不管做出什么选择都是从使命感—或者说义务—出发的主动决定。一个以工作为重心的人决定回去加班可能是为了自己升职或者为了把同事中的竞争对手比下去，而一个以原则为重心的人如果决定回去加班，则是真心为公司着想。 一个以原则为重心的人遇到上司贪污这样的事应该怎么办？他的出发点肯定跟我们之前那些算计完全不同：他也许会为公司甚至为国家着想，而不会纯粹研究怎么办才对自己有利。 如此说来，高效能人士做事跟一般蝇营狗苟的小人物完全不同，光明正大，充满道德责任感，真是令人仰慕。 唯一的问题是，《高效能人士的七个习惯》这本1989年出版的书虽然说得头头是道，却缺少学术研究的支持。今天的人写任何一本类似的书如果不带点科研证据是绝对说不过去的。 那么现在二十多年过去了，有没有任何科学证据说按照高效能人士的这个习惯，从正途去做事，就能出人头地呢？ 没有。 “儒商”冯仑曾经去香港跟李嘉诚吃了一顿饭，被对方平易近人的态度所倾倒，回来特意写了一篇文章。冯仑说李嘉诚居然在电梯口等着迎接众人，吃饭、照相都用抽签排序，这样“尊重在场的每一个人”，连中间演讲的题目都是“建立自我，追求无我”，充分体现了他“钱以外的软实力”。 这故事并不令人震惊。人们普遍相信真正的精英都是这样和蔼可亲甚至仙风道骨，他们的成功根本不是靠投机钻营，而是靠正大光明的软实力。人们甚至认为精英的思维方式都跟普通人有本质区别，比如我们经常看到诸如“穷人宽容自己，富人宽容别人”这样的正能量故事。 可是光听故事不行，还得看研究。在2012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中，心理学家 Paul K. Piff 和合作者一共做了七项研究。这些研究都表明，富人和所谓上流社会的道德水准不但不比普通人高，而且比普通人低。 在头两项研究中，研究者在旧金山湾区的一条过马路人行道边和一个十字路口观察了过往的数百辆车。在这两个没有红绿灯只有交通标志的地方，加州法律规定车必须让行人，十字路口上后到的车必须让先到的车。那么哪些车会老老实实停下来礼让，哪些车会能抢就抢呢？研究者把车按豪华程度分为五等，结果是最低等的车在两项研究中都是最遵守规则的，而最高等的车在两项研究中都是最不守规则的。排除驾车者的年龄和性别等因素，结论仍然非常明显：开好车的人表现得更差。 第三项研究招募了一百多个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本科生做受试者，先调查他们的社会经济背景，给他们讲述了八种日常生活中的不道德表现，然后问他们，你有没有可能做出同样的事情。这八件事并非专门针对富人设计，在我看来穷人更容易遇到：比如在餐馆打工偷吃东西、把学校的打印纸拿回家、买咖啡被多找了钱不还等等。结果，社会经济地位高的人更容易做这些不道德的事。 剩下的几项研究发现，越是“上层社会”的受试者，越认为贪婪和自私是好的，认为在工作面试时说谎是可以接受的，而且他们真的在实验中为了赢得奖品而作弊。不但如此，哪怕仅仅被研究者进行心理影响而“觉得自己属于上层社会”，受试者都变得更容易偷东西。 怎么理解这些研究？一个解读是富人之所以道德水准低，是因为他们根本不在乎别人怎么看他们。普通人资源有限，必须彼此依赖才能更好地生存，所以特别看重自己的形象不敢做不道德的事。而富人有充分的资源可以保持独立性，他们不需要别人关心也没有必要关心别人。比如有研究发现在与陌生人的交往实验中，越是富人，表现出来对对方的关注和互动就越少。 这等于说富有会导致不道德。2015年一项最新研究有类似的发现，实验表明社会经济地位更高的人群如果作弊，主要是为了自己，而普通人如果作弊，很多是为了别人。更进一步，仅仅在实验中赋予受试者某种权力，他们也会立即变成自私的人，开始为自己而作弊。 另一个可能性则是正因为他们不道德，他们才成为了富人。前面说过Piff等人的研究发现富人对贪婪的态度跟普通人有本质区别，他们做事更多地是以自私自利为驱动的。Piff在论文中甚至认为这种越不道德的人越容易获得更多财富的机制是自我延续的，并且可能导致社会贫富差距进一步增大。 不管怎么解读，研究者们公认一个事实：社会经济地位高的人群比普通人更自私。 潘石屹给哈佛捐款，张磊给耶鲁捐款，在国人中都引起过激烈批评，说你们有钱为什么不捐给中国的大学？为什么不捐给希望工程？ 因为只有穷人才会捐款给希望工程。《大西洋月刊》报道，2011年美国收入最低的这20%的人群总共捐出了自己财产的3.2%；而收入最高的20%的人群则只捐了1.3%。在2012年前50笔最大的捐款中，没有一项是为了社会服务和贫困问题的。富人的捐款都去哪了？最大的赢家是精英大学和博物馆。 富人更自私。往更深一层解读，那就是普通人捐款是因为他们产生了同情心，而富人捐款则有很强的自利目的。普通人更容易从同理心角度出发采取行动，而上层社会则更习惯**裸的利益计算。 我看遍这些研究，没有找到一篇论文说执行了“以原则为重心”这种高效能习惯对人们升职、加薪或者取得任何世俗意义上的成功有好处。我也没有发现任何研究能证明“做个有道德的人”对取得这些成功有好处。 一个整天坑蒙拐骗一点都不靠谱的人当然不可能取得成功。但是一个只知道无私奉献的人也未必能混好。最终更容易成功的也许是那些表面上很能与人合作，实则非常自私，甚至偶尔欺骗的人。 这非常违反常识。难道说好人没好报吗？我赞成做好人，但是好人需要正确的世界观。 作为好人，就算不信什么宗教意义上的因果报应，我们也通常认为在这个世界上做了好事有很大可能性会得到回报，别人做了坏事也有很大可能性会受到惩罚—换句话说，我们认为世界是公平的。但这恰恰是个错误的世界观。事实上，心理学家甚至对这个错误有个专有名词，叫做“公平世界假设”（just-world hypothesis，也叫 just-world fallacy）。 世界其实并不公平，公平只是小说电影给我们的幻觉，因为我们喜欢公平。 在 Jeffrey Pfeffer 的 Power: Why Some People Have It—and Others Don’t 一书中，作者提出，相信公平世界假设对你有三个害处： 1、你不能从别人的成功中学到东西。有人靠不择手段成功了，你很不喜欢，所以你就不愿意跟他学，你就学不到更多经验。其实这个人值不值得学习，跟你喜不喜欢他一点关系都没有。 2、你以为做好自己的事情就行了，你会低估世界上发生的坏事。你会发现你想做成一点事非常难，感觉别人整天跟你作对。 3、更有甚者，你会认为取得成就的人必有长处，失败的人必有可恨之处。而这完全错误！人们错误地看成功者身上什么都是优点，看失败者身上什么都是缺点。 那么到底怎么才能在这个世界成功？Pfeffer 这本书可不像《高效能人士的七个习惯》，他书中引用了大量的实证研究。Pfeffer在书中第一章就列举研究结果告诉我们两件事。 第一，一个人能不能获得权力，能不能得到升职，他的工作业绩是一个不重要的因素。业绩好坏，对CEO，公共事务领导人，学校校长，政府官员等能不能保住职位影响非常小，对普通员工能不能升职影响非常小。 第二，决定你升职的最重要因素，是你跟上级的关系。想搞好跟上级的关系，Pfeffer讲了三招：在上级面前吹捧自己，充分领会上级意图，以及对上级阿谀奉承。 而且他说的是在美国做的研究，根本没提中国，可见在这个问题上全世界人民都是如此。 做好人感觉很好，但是做好人是普通人思维。其实从经济学角度，你应该做一个“理性的人”—这意味着你应该从自利的角度出发做事，而不是“好人”。 那么好人当何以自处呢？如果我非得做个好人，难道我就应该被世界淘汰？ 那不至于！因为也没有证据表明做好人有什么坏处。 现在，在有了正确世界观的情况下，我们来分析一下做好人，做一个有道德的人，有什么好处。 以原则为重心是柯维说的第二个习惯，而高效能人士的第一个习惯，叫做“积极主动”。这个习惯，其实是道德的关键。 如果因为领导宣布“谁今晚加班就给谁发奖金”，你为了拿这个奖金而选择加班，你就不是积极主动，而是消极被动—外界怎么刺激，你就怎么反应。这是一种比较低级的行动，显得没有自由意志，跟奴隶或者细菌没区别。 如果你做得更高级一点，在根本没有奖金政策的情况下“主动”加班，以期获得老板的好感，你是不是就算积极主动了呢？也不算。因为你加班的终极目的仍然是为了自身利益，你仍然是在对物质刺激做出反应。 真正的积极主动，是你的行为完全取决于自身，而不被外界刺激所左右。你的自由意志独立于外界限制，在刺激和回应之间，你有选择何回应的自由和能力。 柯维没有明说，但他说的这一套积极主动，其实就是康德哲学的道德观。 康德说如果因为什么利益上的好处，或者是为了避免受到惩罚，甚至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同情心而去做一件事，这都不是真正的道德，你都不是真正自由的。只有当你纯粹是出于责任和义务去做这件事，你才是真正自由的，这才是真正的道德。 康德哲学博大精深我们很难完全领会，但单就这一点已经足够说服我们为什么要做个好人了。 我可以再重复一遍：我调研了很多研究，而没有发现任何论文说做一个有道德的人对取得世俗成功有好处。事实上我看到不止一篇文章直接说道德对世俗成功没啥好处。 为什么要做个有道德的人？因为我不做任何人、任何东西、或者任何感情的奴隶，我想做一个主人。 除了对世界投其所好曲意逢迎之外，还有另外一种成功方式。这就是你凭借自己的智慧和胆量，冒了别人不敢冒的风险，承担别人不敢承担的责任和代价，去做一件事。你敢做这件事并不是因为你精心计算过成功概率，而是出于自己所信奉的某种原则和责任感，认为这件事应该做。 换句话说，你做这件事纯粹是出于任性。而康德认为，只有出于任性—也就是自由意志—而去做一件事，才是真正的自由选择。 所以“任性”其实是个好词。小孩的任性不是真任性，因为他不是自由的，他只是自己欲望的奴隶。像康德和柯维说的这样高效能任性，才是真任性。 这么做没啥好处。而根据康德学说，没好处就对了，真有好处就不叫任性了。 不过在我看来这么做其实有一个好处：自己会感到非常骄傲。如果你看见一个年轻人卑躬屈膝地跟他的上级说话，你心中就会有一种强烈的优越感。你感觉你不仅比这个年轻人优越，而且比他的上级优越。 现在回到本文开头那个问题：如果领导贪污腐败，你应该怎么办？现实世界中遇到类似情况只能根据具体局面的细节做出具体选择，我们无法就一个抽象问题给出标准答案，但是我们可以给一个答题的角度：奴隶还是主人。 康德是个非常死板的人，他认为不能把任何人当工具，所以不能欺骗任何人，所以他面临这样局面的话可能没有更多选择。不过我道德修养没那么高，我认为有些人只配被当做工具。所以我建议不管你是选择做奴隶还是做主人，都可能根据情况决定暂时同流合污，或者忍不了直接反戈一击，遭遇的结果都可能成功也可能失败。 但这两种角度的内心骄傲程度完全不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