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历史说“不”

　　常驻水边，还嬉戏玩耍，对水之来龙去脉，一直不甚了了。后来有一天，登高眺远，始知大江茫茫去不还。历史与长河也仿佛，靠得很近，看不真切。很偶然的时机一目了然，只缘身在此山中。

　　墙里开花墙外香，多情却被无情恼。常常不合常理的，却符合事实真相。比如，周非先生的《非议历史》，就另辟蹊径，给人别是一番滋味。

　　历史很不能说。因为古往今来胜王败寇，盖棺定论，原是常理，用不着饶舌。即便“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还是《正气歌》里的秉笔直书的气概和风范。

　　历史其实也很能一说。因为历史仅仅是过去的往事而已。而往事往往被强权掩盖，或者为认知能力所限。倘若理性一些，再倘若不拘泥于成见，以我观物，物皆着我色也。

　　《非议历史》果真如此否？

　　封面赫然是黑白二色，是否寓意着笔者所云之正动、逆动，还是阴阳两极？日月之变，生生不息。周先生不是按照惯例把时间依次码来，却以文化发展走向为脉络，条块结合，把华夏泱泱五千年的兴衰，分为载沉载浮的十个时代，且以隋唐之后的大宋为分水岭，以正动、逆动区分之，详略得当，新意迭出。

　　最重要的当然是，全书有很多闪光的点，像珍珠一样串起来，形成一个缜密系统的体系。我很愿意就这部分说说。也许这是读者最愿意看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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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人的爱情早就出了问题。抟土造人的女娲，是因为与伏羲兄妹交合才生产出人类。嫦娥奔月，是不是与后羿的移情别恋有关联？在很多民间故事里面，爱情往往不伦不类，则是母系社会的痕迹。如牛郎织女、白娘子与许仙都是异类之恋，孟姜女哭倒长城，也是人间悲剧，到梁山伯与祝英台就更惨了，梁祝化蝶说明神话都是人类诉求的曲折反映。在大禹治水时，三过家门而不入，是不是也有点不正常？

　　中国没有独立之文人。在诸子百家时代，文人很是风光过。可他们总走学而优则仕的套路，孔夫子周游列国，何其惨也；屈原去国怀沙，自沉汨罗江。像风光一些的苏秦、张仪，也只是打工一族。文化人为了给自己谋出路，不做正经的学问，却种瓜得豆，演绎出一种智谋文化。这种文化的实质其实是学得屠龙术，卖于帝王家。“斗酒纵观廿四史；炉香静对十三经”，皓首穷经、博古通今的文化人即便如何出色，经天纬地，也只能给地痞流氓皇帝当打手。甚至还可能有兔死狗烹的下场。

　　再说说几个历史人物和事件。如对焚书坑儒。他说，后世对此有两种误解：一是将“焚书坑儒”两件事情杂糅。焚书是李斯为统一思想，向始皇帝献的计谋；而坑儒只是坑的方士，他们欺骗始皇帝炼不死之药以求长生，事发后始皇愤怒而杀之。只是涉案方士仅460人。秦立博士宫，很看得起那些文人们，甚至为汉王朝所用。二是误解始皇帝不重视知识，焚书坑儒是一场文化浩劫。其实这种观点也失之偏颇。始皇帝焚书，也只是焚的不利于朝廷、反对大一统的言论思想。有关国家政权法令、历史、自然科学知识的书籍，还是大量保存下来。

　　明君暴君原是一步之遥。说的是隋炀帝杨广和唐太宗李世民。李世民的事迹一般比较清楚。还是说隋炀帝为主。隋与秦相似，多数以为朝代短命，而且还都有一个暴君。前面说过焚书坑儒，这里再说“暴君”杨广。周先生说：史书上记载杨广弑父奸母并不可信，因为那个史书是他的冤家对头唐人写的，不可能客观。杨广行二被册立太子，如果不是温良恭俭让，不可能得到父皇信任。而李世民杀死兄弟，逼退父亲，确是史实。还有关于开挖大运河和大建洛阳城的问题。实际上，很多人已经认识到，隋炀帝如此这般只是继承父业，也客观上促进了经济社会发展。所谓炀帝为观赏琼花而劳民伤财，其实是小说家言，因为他没必要非得走水路不可。至于伐高丽的事，那和穷兵黩武的汉武帝相比，是小巫见大巫。

　　杨氏父子和李氏父子有很多相像的地方：叛军之将，自立为王，很快就被子之辈逼退。只是李家很幸运，也接受了隋王朝盛极而衰的前车之鉴，所以成就了既汉以来的大唐盛世，事实上是隋唐盛世。

　　宋王朝的黄袍情结造就文学艺术的复兴。宋的开国皇帝赵匡胤也是一个叛国之将，如果按照过去小说里面常说的一句话，那也是反臣贼子。他是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当上皇上的，所以他一直担心这件黄袍被别人也加在身上。于是崇文抑武成了宋的基本国策。部队不是将军在带着，而是文人带兵成为惯例。所以，文人生在宋代一直是幸运的，不但可以建立功名，还可以过过带兵打仗的瘾。只是这样积弱积贫，最终防了家贼却不能抵御外寇，江山到底还是丢了。

　　最后还得说说汉文化包容性的功过。

　　汉文化的包容性是有目共睹的，如对于各种学术能够兼容并蓄，佛教那么厉害，最终还是妥协不少。在宋至清之间，汉民族曾经两度政权旁落，一次元，一次清。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胜利者总是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可是在这段历史里，胜利者往往接受了很多失败者的东西，而这些并不是汉文化的精华。相反，元清两朝把自己的好东西还给丢了。第一是积极进取和尚武的英雄主义，清末的八旗子弟更是丢尽了他们老祖宗的脸。第二是集体决策的民主政治被落后的皇权所取代，回到汉族人家天下的格局中。这是否是历史的悖论呢！

　　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在他看来，为研究历史而研究的情形是不存在的，也毫无意义。人们总是把现实生活中的需要、兴趣和观念，像袈裟一样披在历史事实的身上。

　　那么周非先生《重叙历史》三部曲之二——《非议历史》，又给我们带来一些什么角度、方法和结论呢，有多少是我们所期待的呢？

　　该书如此自我介绍：用健康的心态和理性的方法，创造性地将中国传统历史按文化发展的脉络分为十个时代，揭示了“智谋文化”、和“大一统文化”是如何形成的，以及如何影响中国两千多年历史发展，解决了三大问题：为什么中国会从“大汉”“盛唐”的辉煌灿烂走向**战争的落后挨打？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和糟粕究竟是什么？实现中华民族文化的伟大复兴到底应该“复兴”什么？

　　也许这就是周非先生传输给我们的其关于历史的新信息。

　　如果说《拷问历史》是列举历史上的典型人物，做出不同凡响的个案分析，以期以点带面，辐射开去的话，那么《非议历史》则从时间脉络上一路走来，按照作者梳理出的十个时代，逐一条分缕析，娓娓道来。当然，这个历史是周非的历史，就像作者自己曾经说过的那样，历史都是胜利者写的，他们当然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发掘出属于自己、验证自己的历史。这是有理由的，也足以说服读者。

　　把我们的文明史截成十个片段，每个切面都有一些特点，各个切面之间也有似是而非的关联，这比过去以朝代顺序，做平面描述和数据分析要不知高明几许。这种架构是全新的，叙述语言也颇似房龙的笔法，深入浅出，涉笔成趣。还因为作者是自然科学的班底，又多年来浸淫于哲学思维，故而，他总是能读出历史背后的东西。

　　关于为什么叫《非议历史》，周先生如是说：第一，我笔名为非，议论历史，自然可以“非议”；第二，我的历史观，有许多与众不同的观点和看法，就连整书的结构章法，也前不见古人，名之为“非”，不亦可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