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卓吾思想剖析及理性评判

　　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李卓吾是个极具争议性的人物，褒之者誉之“圣人”，贬之者谤之“异端邪说”，这在李卓吾在世时就已针锋相对。当时思想界对李卓吾的评判，分为泾渭分明的两派，追随者对他高山仰止，敬之若神；反对者对他极尽诋毁，蔑如犬彘，甚至欲除之而后快……一种思想竟然招致如此激烈的争议，实属空前绝后，仅此一点李卓吾就成了中国思想史上不可无视的人物，无论褒扬还是贬抑。

　　清代学术大家纪晓岚编纂《四库全书》时大骂：“贽（李卓吾）书皆狂悖乖戾，非圣无法，……罪不容诛！其书可毁，其名亦不足以污简牍。”却又不得不担忧：“如置之不论，恐好异者转矜创获，贻害人心。”结果是“故特存其目，以深暴其罪焉”，不管怎样都得给李卓吾一席之地。

　　李卓吾究竟说了些什么，以至让人无论赞同还是反对，却就是不能置之不理？要说明这个问题，必须从中国思想的源头谈起。

　　一、李卓吾思想历史溯源

　　李卓吾身后被支持者奉为“一代宗师”，其所宗即“陆王心学”泰州学派，所谓陆王心学，指代南宋陆九渊和明代王阳明开创和完善的一个儒家思想体系，其核心是“心”，也就是一切惟心，以“心”为其哲学本体，主张“格心致知”，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心学”属于主观唯心主义哲学。

　　心学在中国思想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尤其是王阳明将其发展和完善成一个缜密的思想体系之后。明代晚期，“心学”一度有取代程朱理学（北宋“二程”主要是程颐和南宋朱熹创立）成为当时社会主流思想之势。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都属儒家思想，尽管有明一代官方确认的正统思想为程朱理学，但在王阳明之后，心学迅猛发展，事实上已成为社会主流思想。其时官学讲“程朱理学”，民间书院讲“陆王心学”，后者社会影响更大。这一时期无论思想界、政治界还是世俗，有头有脸的人或为心学信徒，或受其影响，几乎没有谁不知道陆王心学。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是：尽管当时社会矛盾激烈、政治斗争残酷，对立双方却往往都是“心学”信徒，说成“心学”内斗也未尝不可。

　　李卓吾恰好生活在这个时代。使之藉以成名的“耿李论战”，对手耿定向也与之同属心学泰州学派。

　　“心学”究竟是怎样一种学问，能让一个时代的人如此推崇？这就要从这一学说的源头说起：“心学”作为一个明确思想体系，始于陆九渊成于王阳明（王时始称“心学”），但其思想萌芽早在春秋时就已肇源，其奠基人最早可上溯春秋战国时的老子、杨朱、孟子和北宋时的张载、周敦颐及“二程”之一的程颢等，其中以孟子建树最多。

　　中国文明史号称“上下五千年”，但有文字明确记载的历史最早只能追溯到殷商（最新考古认为可能夏朝时已出现，尚未定论）。笔者认同这样一种推论：中国流传下来的第一本书是《周易》，《周易》著作于商末周初，却是中国远古文明智慧的结晶，只是它以卜筮形式出现，文字佶屈难以被后人读懂和公认，是以很难直接作为思想史引用。但春秋时老子以周王廷守藏吏之便，得以解读和继承《周易》中主要思想（可能同时见到过远古传说中的《河图》《洛书》），终于着成《老子》，《老子》因此成为中国远古思想的结晶，同时也成为中国古代思想的活水源头。《老子》之后儒家、道家、墨家、法家等等，皆取其一端发展，并不断分枝散叶，这才成就了中国春秋战国时代学术思想界的繁荣与辉煌。

　　史学界也有《老子》成于战国中后期甚至更晚之说，论据是《老子》思想内含了春秋百家诸多观念的影子，故可能是后人假托，亦可能是多人所作……其实这种状况也可以反过来思考。笔者得出这一推论，有鉴于“孔子问道老子”一说，更基于自身对《老子》与春秋战国诸子百家思想的参详，一同于笔者通过对《周易》与《老子》的比较研究，推论出二者内在的传承关系一样（参见拙作《<周易>原义》中国书籍出版社2019年版）。汉武帝后中国思想领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凡可能，诸如孔子问道老子类说法都可能被禁止或否定，毕竟当时历史还不遥远。孔子问道老子得其仁（善）有其儒，庄子发扬老子之“玄”得其道，《史记》中司马迁还着有《老子韩非列传》……

　　中国春秋时代，周朝王权统治衰落，诸侯兴起列强称霸，周天子被架空，原本就属于联盟性质的统一政治格局分崩离析……至战国时，中国更完全分裂成多个独立国家，这种状况在当时客观地有利于思想的繁荣和发展。众所周知，春秋战国时代是中国思想界特别繁荣的黄金时代，中国古代最有价值的思想，大多奠基或萌芽于这一时期，这一时期中国思想领域所取得的巨大成就，甚至比其后两千多年大一统专制时代所取得的总和还要多！这一时代中国思想学术水平也领先于当时世界。

　　我们说李卓吾思想肇源于《老子》，因为《老子》中已出现人类个体意识，而对个体的认知，正是后来“心学”强调“心”是认识和思维主体的根。《老子》中“吾”“我”等标志自身的字眼已多次出现，很多地方还谈到了“身”“心”等，可以认为是中国思想史上对人类个体的最初认知（朴素自我认知自然而然，落实到思想史上以此开端）。如“故贵以身为天下”“名与身孰亲”“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使民心不乱”“圣人常无心，以百姓心为心”等，《老子》中甚至还提出“成私”“贵身”“贵生”等，显然已经有了明确个体认知。老子身后不久，其传承者杨朱在《老子》基础上更提出“贵己”“为我”等观点，对个体地位和权利做出了更明确强调。

　　杨朱，战国时魏国人，字子居，道家杨朱学派创始人，其学术思想散见于《庄子》《孟子》《韩非子》等著作中，主要观点为“贵己”“为我”“全生”等，强调个体自由及个体权利地位，主张通过完善自我达成社会整体和谐，其后学有子华子、詹何等人，最终发展成杨朱学派，在庄子之前，杨朱学说已产生巨大社会影响。据《孟子?滕文公下》：“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即归墨。”

　　杨朱思想在当时能够引起如此巨大反响，是由当时社会发展状况所决定的。按照传统人类社会发展阶段划分，春秋战国是中国古代社会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时期，当时社会生产力迅速发展，至人类个体意识开始复苏。人类原始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社会被自身人格化本能驱动，必须不断强调“群体”，其后期个体更只能以社会组成部分存在，离开群体个体就无法生存；当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物极而反，个体“本我”意识又开始复苏，出现强调个体权利和地位的要求，这就成了近代思想的萌芽。

　　混沌哲学认为：人类社会具有二重属性，一方面它为个体提供生存环境，另一方面它又以群体的形式压制个体。奴隶社会之前，社会发展方向是个体权利和自由不断被压缩；奴隶社会之后，社会发展方向开始反向，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三极两混沌”定律。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类社会发展就只有两个阶段：前奴隶社会和后奴隶社会，奴隶社会则正处于这两个反向发展阶段的中间极限点上，奴隶成为“会说话的工具”，个体被压制得最为残酷。

　　中国前奴隶社会还没有文字，历史只能依靠传说，但从《史记》所追溯的传说里，这种规律显而易见。春秋战国时中国社会已处于封建制社会，对个体的强调无疑符合当时社会发展方向，是以从老子到杨朱，强调个体的思想出现并迅速产生社会影响。这不仅是李卓吾思想的萌芽，也是整个近现代思想的萌芽。

　　我们总说“近代思想”，究竟什么是近代思想？现学术界公认李卓吾是中国近代思想的先驱，可如果对近代思想的本质都含糊不清，那就只是人云亦云，用李卓吾的话说就是“矮子观场”（《续焚书?圣教小引》），随声附和而已。近代思想的核心就是对个体权利和地位的强调，无论是社会主义的平等，还是资本主义的“公正”，共同之处都在于强调个体。我们今天所倡导的“以人为本”和自由、民主又是什么？不也是强调个体的地位和权利吗！事实上这种意识自奴隶社会后期就已开始出现，只不过作为某种明确标识，我们说它肇源于《老子》，萌芽于杨朱。

　　杨朱学派“贵己”“为我”思想的提出和当时影响，得益于春秋战国时思想和言论比较自由的环境。各诸侯国相对独立，诸子百家可能自主选择生存的环境，各种思想因此纷纷呈现，民众也可以自由选信。杨朱与墨子学说当时盛行，正好说明他们思想中的现实理性，但这种状况很快也引来敌视，因为它不符合统治阶级意志。

　　对杨墨学说反对最激烈的就是孟子。

　　孟子以孔子思想正统继承人自居，在孔子思想的基础上发展出自己的仁政学说，其学说体现了统治阶级意志，当然地视杨墨学说为洪水猛兽。其在《孟子?滕文公下》中对杨墨之学极尽诋毁和丑化：“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着，是邪说诬民，充塞仁义也！”孟子骂墨子的“兼爱”是“无父”，骂杨朱的“为我”是“无君”，把杨朱学说对个体权利和地位的强调，简单歪曲成“自私自利”，这在学术上并不公正。

　　笔者这里无意介入先哲们的是非争论，只想就李卓吾思想的渊源厘清脉络。

　　孟子站在统治阶级立场，诋毁和丑化杨朱不难理解，但让他意想不到的却是，他的这一做法反而使杨朱学说部分地得以传承，而且在他对杨朱学说的极力斥责中，更不自觉地演绎出了认识和意识主体“心”的概念，这事实上奠定了后来的“心学”基础。

　　在这个意义上，孟子居然成了“非圣无法”的李卓吾思想的重要奠基者，其历史作用丝毫不逊于杨朱。

　　在批驳杨朱的“自私自利”时，孟子提出了“心”的概念，并以“心”为依托建立起自己的“性善论”，他以“心”为认识主体，还建立起他的主观唯心主义认识论，甚至提出了“良知”说（“致良知”是后来“陆王心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有了“良知”，孟子自己不会“误入歧途”，但他的后学们就难说了。在孟子“心”的基础上，北宋张载、周敦颐、程颢等进一步发展了孟子的认识论，南宋陆九渊和明代王阳明更继之开创和明确发展出“心学”体系，他们一直以“良知”锁住“心”门，但发展到心学泰州学派何心隐、李卓吾辈可就不行了，这个“心”终于冲破牢笼，再次招惹“祸端”！

　　若说孟子以“心”锁住了杨朱的“为我”，那这“心”又何尝不是杨朱送给孟子的一个“特洛伊木马”？

　　杨朱学说并不是因为孟子诋毁而销声匿迹，孟子当时也只是一家学说，他与孔子一样周游列国不得赏识，实际上也没有能力达成这个愿望。事实上杨朱这种已闪烁近代光辉的思想萌芽，在当时出现得还太早，它因为代表了未来社会发展方向而萌生，因为切合个体人性的要求而一时兴盛，但终因违反当时统治阶级意志而被扼杀，这是人类思想发展必然规律。中国春秋战国时代成为历史，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起大一统专制皇朝后，思想界百家争鸣的全盛时代就结束了，盛极而衰，这种结束来得还相当暴力。秦始皇“焚书坑儒”坑的不只是儒更不主要是儒，像杨朱这样的学说其实遭到了更严厉封杀，事实上杨朱因此连一本著作都没能传世，他的学术思想只能在别人的引用里留下端倪，其中《孟子》就是保留了杨朱部分思想的重要载体。

　　秦朝之后汉承秦制，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中国思想界开始一家专制的黑暗，百家争鸣的局面就此完结。大一统专制皇朝在中国延续了两千年，期间虽有南北朝、五代十国等分裂时代，但或因为时间短促，或因为战火频仍，思想领域一直非常压抑。中国思想发展进程虽未中断，但新思想或被压制难以传播，或只能在统治阶级允许的框架里渗透。理性哲学在西方黑暗的中世纪曾沦为神学的卑女，在中国专制皇朝也遭遇到同样厄运，“心学”的建立和发展也是这样，张载、周敦颐、程颢、陆九渊、王阳明……一路而来，“心学”一直隶属儒家思想一个别派，直到李卓吾也没能完全跳出这个囚笼。在作为中国近代思想先驱的李卓吾“非圣无法”思想的潜意识里，也始终梦想重建儒学。

　　思想专制毒害之重，以至严重阻碍了中国思想发展，新思想难以产生更难以传播，导致其发展缓慢，因此而来的就是社会发展也逐渐僵化，僵化最终导致落后，虽然这经历了一个漫长历史过程，直到清朝后期才开始显露……

　　儒家思想在中国思想领域占据统治地位后，中国事实上就变成了隐蔽形式政教合一的专制政体，儒家因此又被称为“儒教”。

　　儒家思想之所以发展成儒教，根源于孔子在创立儒家学说之初就是“神道设教”，比较儒家学说和《老子》不难发现，不同于《老子》追问到哲学本体的“道”，孔子学说缺乏形而上说明，它更属于社会范畴的某种道德说教。德国柏拉图哲学专家策勒尔曾这样评价过孔子，认为他不能算作是哲学家，而更多的是一个道德说教者，理由就是他看上去并不理解形而上学，笔者认同他这个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