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做”年代的母亲

　　那是个限制欲望的时代，每人每年两丈三尺三寸的布票，一斤棉花票。布的品种我记得就四种：卡叽、花达呢、灯蕊绒和做衬衣用的漂白布。换身新衣裳是每逢过年才有的一个盼头，穿一身卡叽做的新衣也特感满足。有一年，母亲咬咬牙给我买回一块花达呢做褂子，一块灯蕊绒做裤子。邻居的郭大娘非常吃惊，说我母亲：“你也真舍得，男孩子家凑乎的换换新不就行了！”母亲辩解说好布耐穿，总算帐一样。那年郭大娘小儿子过年的新衣裳，是用他哥哥的旧衣服翻新改制的。一个正月里他有意躲我，弄得我心里挺别扭。

　　小学二年级以后，外层看面子的衣服不再是母亲手工缝制的了。母亲领着我步行七里路，到大队所在地北水泉找裁缝做新衣（直到七十年代后期，母亲才有了一台缝纫机）。裁缝姓卜，做姑娘时和母亲是好姐妹，人很温和，很热情。她男人是公社的公安特派，传说睡觉枕头下都压着手枪，大人们老拿他的名字吓唬啼哭不止的小孩。量过尺寸，母亲安顿裁缝：她家儿子的衣服做什么样式就给我做成什么样式。她家有一对双胞胎儿子，比我大两岁，是学校里的霸王。因为母亲之间的关系，一起上学的那几年，我没受过欺负。我讨厌他俩扬威耀武的那股横劲儿；可是，从不见他们哥俩穿补丁衣裳委实让我艳羡。

　　那年月最愁不出的是冬天，最盼望的也是冬天。愁不出冬天的冷，可天冷了也就离过年不远了。过年除了换新衣，还能吃饺子放鞭炮。正是长身体的时候，每年忙过了秋收，队里不再组织“放卫星”了（晚上加班打场脱谷），母亲开始在家里“熬灯油”做针线，赶着给我们改拆棉衣。虽然我是家里的老大，印象中没有穿过真正意义上的新面新里絮着新棉花的“三新”棉衣裤，都是浆洗之后加长加宽加絮棉花改拆的。棉花反反复复地弹，又没有毛衣线衣套穿。若干年后的某一天，恍然省悟──小时候的冬天，给我留下特别冷的印象与衣不保暖有关，不应一概地罪加在气候变暖之上。

　　我十六岁上中专那年穿得锦蓝缎面棉袄，是母亲手工给我缝制得最后也是最好的一件棉衣。缎面是好的，棉花是好的，里子是好的，母亲上了细，做工也是最好的。母亲自己说，做不好一来作践了布料，二来怕城里人笑话。母亲要强，那年是母亲笑容最多的一年。

　　那时，“做针线”三个字已开始渐渐淡出。

　　告别“家做鞋”在“家做棉袄”之前，虽记不得具体时间了，可是老屋里的一幕场景真切地留在我的记忆里……

　　一觉醒来──确切的说是梦中找不到地方撒尿给急醒的，愣怔中下地，撒完尿上炕，急急地钻进热乎乎的被窝里，一个激凌之后，彻底清醒了。屋里还亮着灯呢，洋灯放在窗台上，灯头拧得低低的，光亮集中炕头边，母亲坐在灯前，随着两臂的张合，仰首、低头；昏冷的灯光剪出母亲的背影，疲惫的有些深邃。

　　在我们香甜睡梦中，母亲在赶做一家老小过年的新鞋。锥扎、针引，一拉、一紧，细细密密的麻绳针脚，一行一行坚固着千层底。一家老少一个都不能少，都要穿上新鞋子过年，少了谁的，母亲心里都觉得过意不去，觉得自己没有尽到责任。做鞋费不了多少好布料，费得主要是功夫。保证一家老小冬春有棉鞋不冻脚，夏秋穿鞋不露趾，过年先能从脚底换新是母亲别无选择的一份家庭职责。母亲和邻居郭大娘议论说：宝和梁上的女人额外多遭一重罪──一年多做几双鞋。宝和梁要说有宝的话，那就是一睁眼窝就能看见的石头。地上是，地下是，房子是，院墙是，崎岖不平的山路，磕磕碰碰的石头眼睛都躲不开，脚尖碰石头在所难免。母亲做好了新鞋，穿之前父亲要用皮革钉上一个踢头。踢头用提是那种土法熟制的皮革，色白，自带污渍，墨水染染好看些，要不然穿上扎眼不说，也没一点新气。过年的新鞋子例外，出了正月才钉上那片残月。可是过年穿上新鞋，走路的时候心里总是怯怯的，过年大家说好话，新鞋碰开口子能免顿骂；可是并不能免去心中的自责，新鞋子饱含着母亲几个深夜的辛苦。那年月，冬天母亲要参加生产队的劳动，挣点“磨阳工”的便宜工分，家务活大都放在夜晚做。

　　捺底子是做鞋最累的一道工序。捺底用得是麻绳，结实，耐磨。厚厚的“千层底”先要用细锥子穿透了，把针线从锥眼里引过去，麻绳拉到根，再绕到锥把上用力撑紧，一针才算完工，跟上鞋是一样的手序。捺一只鞋底，小则几百针，大则千数针，每次做鞋母亲都免不了要报怨我的脚长得太快。

　　我在油灯下帮母亲粘过做鞋帮的衬子。比起捺鞋底，粘衬子对于母亲来说是一件捎带其常的事。母亲盘算好尺寸先粘一张纸底，而后打上自制的莜面浆糊，把喷上水压平整的破衣片乱布头一块一块剪裁对贴，一层一层粘起来。我能做的工作就是拿一把油刷抹浆糊。母亲连一块破布头都舍不得扔，平时积攒下来做鞋的时候拿出来粘衬子用。

　　二OO五年秋初，母亲因为一点小事和父亲怄气，同村的叔伯哥打电话告诉了我。母亲什么都好，对父亲处处体贴，就有一点得理不让人！那天正好是周六，我借了单位的面包车拉上妻子一程往老家去，因为走得匆忙，没考虑老家那边的天气因素，间隔不到两百公里，我在艳阳中起程，老家那边已经连阴了两天，雨还在不紧不慢地下着。下了公路，出了叫三十八号的村庄，是一道井坝，胶泥地打滑车开不过去，打问着一户熟人将车放下，借了雨具步行回去。妻子顶伞抱着颗西瓜，我身披鱼皮袋改制的雨皮拎着提包，跨水坑，绕泥滩，磕磕碰碰七八里山石路，雨汗淋漓一副落泊相，打开门父母亲大吃一惊！

　　雨水路走得我满肚子是气，直直地瞪着母亲。

　　母亲明白了过来，质问父亲是不是他打电话了。父亲矢口否认。弄清了原委，母亲蓦然把脸冲向我，在我的记忆中母亲从未对我发过那么大的火。“你这是领着你媳妇回来给你爹做主了！”母亲声泪俱下，“我来你们张家四十多年，从最苦寒的时候，屎一把尿一把，一针一线把你们一个个拉扯大……”母亲哭诉自己的委屈，一时间我特别地无措，我后悔拉脸子给母亲看。母亲说到深夜里在我们的睡梦中独守油灯捺鞋底儿的事，我的泪水再也管不住了。

　　无论出生穷富，人这一生中，父母的恩情永远都无法偿还。相比于富足人家，贫寒家庭的父母为儿女成长更多一份艰辛的付出，尤其从那个衣食不保的穷困年代过来的母亲。母亲把天底下最无私的爱，一层一层妥贴地粘在鞋帮里，一针一针密实地捺在了鞋底上，一片一片细心地絮进棉衣中，呵护着儿女们成长的岁月。

　　年前我带女儿回家，上车前，母亲握着一卷钱硬要往孙女的衣袋里塞，祖孙俩推来挡去相争不下，我过去给女儿解围。母亲说：“这么多年了，弟弟妹妹们一个个地拖累你，妈心里过不去，妈知道你家里紧，孩子出去念书要用钱，这多少是妈的一点心意。”母亲的执拗劲儿又上来了，压根儿不听我的劝阻，要我替女儿把钱拿上。我有些生气：“妈，我再怎么也不能拿你的钱啊，我成什么啦！”我的语气可能重了些，母亲把手收回停在胸前，愣怔地看着我，眼圈一下子变得红红的，眼角流出了泪水……我是不是又一次伤了母亲的心，我不敢去多想。

　　那天是旧历腊月二十八，是去年冬天最冷的一天。我捂着耳朵，急匆匆上车。透过车窗望着寒风中母亲迟迟不肯离去的身影，望着泥墙瓦顶榆树苍寥的枝丛，望着熟悉的不曾改变过的地貌、随风流走的积雪和石头灰白的守望，心头泛起了“家做”年代冬天的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