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铺盖

优美散文2021-04-22166举报/反馈

  不知从何时起,“铺盖”一词在人们生活中变得轻飘起来,以至于今天的许多人,想象不出数十年前“铺盖”所具有的那份沉重,无法理解“铺盖”在当时生活中的那种重要程度。但对于我这个出生于农村的“过来人”来说,“铺盖”是记忆深处一扇永远无法关闭的窗,一幅永远不会模糊的画,一丝永远无法抹去的痛,包含着生活的艰辛,满浸着浓浓的亲情,伴随着我的成长,维系着我的人生。

  在我的山东老家,“铺盖”是被褥的合称,被宽褥窄,被上褥下,一铺一盖,生动形象。在我幼时,被褥的花色还非常单调,左邻右舍的被褥仿佛是一个模子印出来的:被里、褥里都是白布;被面是大红的花布,缀满了红花绿叶的牡丹;褥面是靛青色的蜡染布,白色的图案整齐排列,古朴、吉祥而庄重。那时老家人的生活习惯是:每天早上起床后,把被子叠在褥子上面,然后被褥一同卷起,堆放在炕的里侧,成为名副其实的“铺盖卷”。晚上睡觉时,只须把被褥一摊,便可直接钻入“被窝”,省事方便。由于各家各户都是将褥面卷在外面,因而那时乡亲们的大炕上,几乎是清一色的靛青,与青砖黛瓦的房舍相映相衬,浑然一体,和谐自然。

  我童年的记忆中,“铺盖”只有大人和大一些的孩子才有,小孩则只能与父、母共挤一个被窝。那时国家还比较困难,棉布凭票供应,用于四季衣裳已是捉襟见肘,家中的被褥便很难得到更换,只能一年又一年地将就着用,被里、被面破了就加几个补丁,棉胎薄了就加一点儿棉花。幸运的是,我从六岁读小学时起,便有了一套自己的“铺盖”,得以“独立门户”。尽管这套被褥的岁数远远大于我的年龄,但毕竟使我免去了严冬时节与大人挤被窝、扯被角之苦,让许多同龄伙伴羡慕不已。当时在家中,父亲由于长时间为生产队看管菜园、场院、饲养室等,晚上需要睡在外面,被褥不能过于破旧;二哥则经常外出干活,携带的被褥也不能太单薄,家里最旧、最破、最薄的被褥,只能由母亲和我使用。当然,我的那套被褥还只是陈旧,并没有多少破损,基本上保留着原始面目;母亲的那套被褥则是补丁摞补丁,面目全非。每天早上卷被褥时,尽管母亲都要费一番功夫,尽量让补丁少的地方朝上、对外,但仍改变不了“千疮百孔”的形象。

  由于“铺盖”不可或缺又来之不易,那时在乡间,被褥不仅仅是家庭生活用品,更是乡亲们眼中为数不多的家庭财产,成为家庭贫富程度的重要标志。当时农村订婚商议彩礼时,自行车、缝纫机等还属于多数农家不敢奢望的物品,被褥当仁不让地成为彩礼的主角,“几铺几盖”不仅显示女方身价的高低,也是衡量男方家底厚薄的试金石,往往成为左右男女双方能否成婚的主要因素。在我的记忆中,彩礼中“两铺两盖”(两套被褥)是最起码要求,男方家里无论多穷也绝不能少;“四铺四盖”则是一般行情,女方感觉不会丢面子,男方一般也不觉得过分,彼此都能满意;至于“六铺六盖”或“八铺八盖”,在当时则已接近于奢华,只有个别女方家庭敢要,也只有少数男方家庭既能做到又愿意给,因而往往成为乡亲们羡慕和议论的话题,让男女双方都能赚足脸面。其实,“几铺几盖”并不是送给女方娘家的财物,而是属于新婚夫妇的财产,女方家庭之所以作为结婚条件提出,无非是想让自己的女儿过门后少受寒冷和委屈,未来日子过得轻松一些。大婚当日,“几铺几盖”并不装箱入柜,而是整整齐齐地码在新房中的炕上,层次分明,一目了然,与新娘子一起,接受着左邻右舍的检阅。

  当年,这种“里外三新”(指新面、新里、新棉絮)的被褥,除了新郎新娘,他人一般很少能够享用。因为对于一辈子与土坷垃打交道的父老乡亲们来说,添置一床全新的被褥绝非易事,能有一套厚实一些的旧“铺盖”便已心满意足。那时各家各户都很少有一套多余的被褥,平时自家人勉强凑合,如果碰到家中来了亲戚需要留宿,便只能派家人到邻居家“挤炕”,首当其冲的便是男人或大一些的孩子。这种情况由于多数人家都会遇到,乡亲们早已习以为常,谁也不会觉得难为情,邻里之间相互帮忙,共破窘境。我家当年由于亲戚少,我从来没有到邻居家借过宿,倒是经常有小伙伴前来找我挤被窝睡觉。每逢此时,虽然睡得拥挤,但却可以借机聊天度夜,反而增加了许多乐趣。

  每年秋风一起,各家各户主妇的头等大事,便是忙着缝制过冬的被褥。此时,一些弹棉花的手艺人会来到村里,在大街上摆上摊子。各家各户都把自家的旧棉胎拿给这些师傅,让其来“弹”。弹棉花师傅的双手似乎充满魔力,随着弓弦一张一弛并发出节奏分明的声响,又黑又实的棉胎被弹得蓬松起来,颜色也似乎白了许多,做成的被褥便会松软、暖和一些,能够更有效地抵御严冬。在弹棉花的过程中,各家也会拿来一些零碎棉絮,让师傅加在棉胎上。那时各家用的棉絮,都来自生产队分的棉花,首先要满足男女老少的棉衣棉裤需要;从旧棉衣、棉裤替换下来的棉絮,再用来加补被褥棉胎。有时,母亲为了省下弹棉花的几个钱,便自己动手续棉花,把旧的棉絮用力撕裂撕松,然而一片片地往棉胎上面贴,尽量贴得厚薄均匀。记得母亲每次续棉花时都异常专注,生怕哪个部位棉絮过少而透风透寒。

  那年月,老家的冬天似乎特别寒冷,春节前后室外往往都是冰天雪地,晚上室内温度也要降到零度以下。由于被子厚度有限,晚上睡觉时,脱下的棉衣、棉裤都要盖在被子上面,甚至腿脚部位还要压上一个装满碎麦秸的麻袋。夜里大人睡觉一般比较老实,我却喜欢蹬腿、翻身,动辄就把被子上面的棉衣、棉裤翻下来。为此,母亲一个晚上不知要为我重盖多少次。北方的冬天黑夜漫长,当时白天又没有多少农活可做,夜晚睡觉的时间往往超过十个小时。尤其是放了寒假之后,我每天都是睡到自然醒,而且醒了也不愿起来,躲在被窝里等待母亲喊我吃饭。母亲总是每天天一亮就起床,先把她的被子加盖在我的被窝上,然而开始忙活家务。因此,那时尽管天气异常寒冷,“铺盖”带给我的童年记忆却是温暖的,且这种温暖的感觉刻骨铭心,终生都无法忘却。只是,当时尚年幼的我并不明白,带给我温暖的是“铺盖”,更是母亲和这个家。

  我十多岁时,每年秋后村里都要派人“出夫”。所谓“出夫”,就是各家各户出青壮劳力,参加政府组织的水利工程建设。当时父亲已年过五十,我还年幼,“出夫”的担子便落在长我九岁的二哥肩上。记得那几年秋收一忙完,二哥便同村人一起出发,直到春节之前才完工回到了家。“出夫”只是挣生产队的“工分”,个人没有任何补贴,连睡觉的被褥和吃的饭菜都要自己解决。每次二哥“出夫”离家时,都把自己的被褥卷起来,外面套上一个麻袋,然而用绳子捆紧,背在身上,此情此景让我终生难忘。多少年后,每当我在城市车站看到那些带着“铺盖”前来打工的农民兄弟时,就会想起当年的二哥。“出夫”一般在本县或邻近地区修水库,二哥从家里带上一大包煎饼和萝卜咸菜,吃一个星期,然后深夜回家来拿。记得每次回家拿干粮,二哥都会把“铺盖”带回家,避免家人因被褥不够影响睡觉。二哥也参加过一次远距离的“出夫”,是到千里之外去修海河,连续干了三个多月,回家时被褥脏得已看不出原先花色。母亲整整忙了一天一夜,才把二哥的被褥拆、冼、晒、缝好。对于当年的农家和农人来说,“铺盖”不仅映照着生活的艰辛与不易,也记载着奋斗与奉献的轨迹。

  我十五岁读高一时,学校要求冬天必须统一住校,周日至周五晚上都要睡在学校宿舍,只有周六晚上可以回家拿一次干粮。此时二哥已成家另住,父亲为生产队管理饲养室,家里只有母亲一人。由于我和母亲每人只有一套被褥,我若把被褥带去学校,星期六晚上回家睡觉时,则没有被褥可用,必然连累母亲无法正常休息。为此,我坚决不同意住在学校,宁愿每天起早摸黑走十多公里雪路上学,并保证绝不迟到早退。由于我一时成为全班唯一没有住校的学生,同时又碍于面子未把家里的窘况告诉老师,因而受到班主任的严厉批评。母亲从我同村同学的口中听到我被老师批评的情况后,立即把我的被褥冼、晒一番,逼我带到了学校。从此,我虽然不用每天再踏着雪地往返奔波,但那个冬天的每个周六晚上,母亲都把她的被褥让给我用,而她自己则和衣坐在炕上,渡过一个又一个漫长的寒冷冬夜。周六的晚上,同学们回家拿干粮时,需要留下两人看守宿舍。我曾想替同学值班,让同村同学把我的干粮带到学校,但母亲坚决不同意。我知道,母亲是用自己一晚上不睡觉且挨冻的代价,换来多看我一次的机会。轮到留校值班时,我和其它同学一样,把所有人的被褥都摞在一起,然后睡在上面,把人埋在被堆里,享受一晚柔软温暖的感觉。那时的我并不知道世上还有“席梦思”之类的软床垫,也不知道还有其它材质的松软棉被,只是在心里默默期盼:有一天母亲的身下也能如此柔软温暖,不再受冷挨冻。

  十七岁那年我参军入伍,有了一套属于自己的崭新“铺盖”,同时也将“铺盖”与自己的命运更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严格地说,刚参军时我还只有一床被子,“有盖无铺”,不算是完整的“铺盖”。因为当时部队生活条件还比较差,新兵入伍时只发了被子和床单,褥垫则要等到老兵退伍后才会倒下来。因此,从入伍到老兵退伍的两个多月时间里,我们新兵晚上睡觉时,只有一条军被裹身,单层的床单下面,是光溜溜、硬梆梆的床板。部队所在的闽南山区虽然冬天不会下雪,但凌晨气温也能达到零度上下,水里会结一层薄冰。所幸我们新兵年青力壮,火气旺盛,加上白天训练劳累,晚上即使裹着单层被子,也一样睡得又香又甜,往往一觉睡到起床号响。从当兵时起,被褥便是部队内务整理的重要对象,每天起床后,被子都要叠得方方正正,如刀切过的豆腐一般;床单和褥子则用图钉绷在床板上,容不得一丝皱褶。从此,伴随我的“铺盖”不再是“铺盖卷”,而成了“豆腐块”。时至今日,我虽然已离开部队二十多年,但仍然保持从军时的习惯,每天起床后,将被子叠得整整齐齐,把床铺整理得清清爽爽。

  在军队生活,被子不仅是生活品,更是战备物品,经常需要随身携带。因此,打背包便是一门必练课目。我刚入伍时最怵夜间打背包,因为不仅时间紧急,而且周围没有一丝光亮,双手只能在黑暗中摸索操作,全凭感觉,技术不精很难把背包打好。为了检验新战士打背包的质量,连队集合完毕后,往往都要跑步前进,没有打结实的背包,一会儿就会被抖散。为保证夜间打好背包,白天一有时间,我和新战友一起将双眼蒙上毛巾,苦练黑暗中打背包的本领。经过若干次的训练,夜间打背包便成了小菜一碟,不管啥时听到命令,我都能不慌不忙,做到又快又好。那时我们连队,从听到紧急集合号到全连集合完毕,不会超过三分钟;即使加上打背包的时间,也不会超过五分钟。可谓兵贵神速。

  军旅生涯中,“铺盖”也与军人一样,随时接受各种突发情况的考验。记得有一次连队参加野营拉练,晚上在收割后的稻田里观看电影《创业》,背包就当凳子坐。电影看到一半时,突然暴雨如注,下个不停,稻田里的水在一寸寸地上升,背包被淹得越来越深。此时,电影照常放映,坐在前排的连长、指导员稳如泰山,全连队伍纹丝不动,没有一个人起身,全然不顾身上的衣服被湿透,任凭背包浸在十多厘米的积水中。当时部队拉练有个习惯,打背包时被子外面都裹上雨衣,避免弄脏被子。由于捆扎紧密,我和多数干部战士一样,被子虽然浸在水里,却基本上没有湿到,大大出乎我们的意料。事后排长说,谁的被子如果湿了,说明打背包的技术还不到家,怪不得别人,只能加倍苦练。通过这件事,我对部队铁一般的纪律有了更深刻的悟解。

  从盖上军被的那一天起,我就下定决心,为母亲做一套“里外三新”的被褥,让母亲有一套厚实温暖的“铺盖”。参军第一年,每月津贴费只有六元钱,我只用不到两元购买肥皂、牙膏等生活必需品,年底把节省的五十元钱全部寄给母亲,写信让母亲自己买点爱吃的东西,为自己做一床新的被褥。三年后第一次探亲时,我发现几年来寄的钱母亲不但一分未花,还用养鸡卖蛋的钱为我置办了许多白色被单,以备我结婚时使用。母亲告诉我,无论将来我结婚做什么花色的被褥,白色的被里、褥里总是用得着的。一辈子生活在农村的母亲自然无法知道,被子可以用一件被套代替被里、被面;被里也可以有多种颜色。第二次探亲时,已经提干的我发现母亲盖的还是那套破旧被褥,便问母亲为什么不为自己做一床新被子,花不了多少钱,儿子完全能够承担。母亲笑着告诉我,你父亲去世后留下的被子还能用,你参军后留下的被子也还在,没有必要再做新的。

  痛心的是,母亲并没有看到我成家。就在第二次探亲归队后第十天,我接到家中电报:母亲病危!尽管探亲刚回部队不久,部队领导还是立即准了我的假,让我回家看望病重的母亲。当时由于交通、通讯都不便,等我带着为母亲购买的军被,坐了三天三夜火车赶回家时,母亲她老人家已经入土!母亲得的是胃癌,她以巨大的毅力忍着疼痛,瞒着我和二哥,直到实在支撑不住了,才被送到医院,两天后便溘然长逝。我扫视熟悉的屋内:炕头上,那套摞满补丁的旧被褥仍在,似乎还带着母亲的体温;柜子里面,那些白布静静地叠放着,整整齐齐。我寄给母亲的钱,母亲包在一个手帕里,让二哥转交给我。我从柜子中取出一块白布缝做孝衣,穿着跪倒在母亲的坟前。

  我从记事起,从来没有看过母亲用过新的“铺盖”,哪怕是一次。我曾想,母亲如果一生用过一次新的被褥,那只能是她与父亲结婚的时候。我曾不止一次地祝愿,远在天堂的母亲能有一套新的被褥,新面、新里、新棉絮,又厚又软,不再单薄,不再凉硬,不再摞满补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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