铺盖

　　不知从何时起，“铺盖”一词在人们生活中变得轻飘起来，以至于今天的许多人，想象不出数十年前“铺盖”所具有的那份沉重，无法理解“铺盖”在当时生活中的那种重要程度。但对于我这个出生于农村的“过来人”来说，“铺盖”是记忆深处一扇永远无法关闭的窗，一幅永远不会模糊的画，一丝永远无法抹去的痛，包含着生活的艰辛，满浸着浓浓的亲情，伴随着我的成长，维系着我的人生。

　　在我的山东老家，“铺盖”是被褥的合称，被宽褥窄，被上褥下，一铺一盖，生动形象。在我幼时，被褥的花色还非常单调，左邻右舍的被褥仿佛是一个模子印出来的：被里、褥里都是白布；被面是大红的花布，缀满了红花绿叶的牡丹；褥面是靛青色的蜡染布，白色的图案整齐排列，古朴、吉祥而庄重。那时老家人的生活习惯是：每天早上起床后，把被子叠在褥子上面，然后被褥一同卷起，堆放在炕的里侧，成为名副其实的“铺盖卷”。晚上睡觉时，只须把被褥一摊，便可直接钻入“被窝”，省事方便。由于各家各户都是将褥面卷在外面，因而那时乡亲们的大炕上，几乎是清一色的靛青，与青砖黛瓦的房舍相映相衬，浑然一体，和谐自然。

　　我童年的记忆中，“铺盖”只有大人和大一些的孩子才有，小孩则只能与父、母共挤一个被窝。那时国家还比较困难，棉布凭票供应，用于四季衣裳已是捉襟见肘，家中的被褥便很难得到更换，只能一年又一年地将就着用，被里、被面破了就加几个补丁，棉胎薄了就加一点儿棉花。幸运的是，我从六岁读小学时起，便有了一套自己的“铺盖”，得以“独立门户”。尽管这套被褥的岁数远远大于我的年龄，但毕竟使我免去了严冬时节与大人挤被窝、扯被角之苦，让许多同龄伙伴羡慕不已。当时在家中，父亲由于长时间为生产队看管菜园、场院、饲养室等，晚上需要睡在外面，被褥不能过于破旧；二哥则经常外出干活，携带的被褥也不能太单薄，家里最旧、最破、最薄的被褥，只能由母亲和我使用。当然，我的那套被褥还只是陈旧，并没有多少破损，基本上保留着原始面目；母亲的那套被褥则是补丁摞补丁，面目全非。每天早上卷被褥时，尽管母亲都要费一番功夫，尽量让补丁少的地方朝上、对外，但仍改变不了“千疮百孔”的形象。

　　由于“铺盖”不可或缺又来之不易，那时在乡间，被褥不仅仅是家庭生活用品，更是乡亲们眼中为数不多的家庭财产，成为家庭贫富程度的重要标志。当时农村订婚商议彩礼时，自行车、缝纫机等还属于多数农家不敢奢望的物品，被褥当仁不让地成为彩礼的主角，“几铺几盖”不仅显示女方身价的高低，也是衡量男方家底厚薄的试金石，往往成为左右男女双方能否成婚的主要因素。在我的记忆中，彩礼中“两铺两盖”（两套被褥）是最起码要求，男方家里无论多穷也绝不能少；“四铺四盖”则是一般行情，女方感觉不会丢面子，男方一般也不觉得过分，彼此都能满意；至于“六铺六盖”或“八铺八盖”，在当时则已接近于奢华，只有个别女方家庭敢要，也只有少数男方家庭既能做到又愿意给，因而往往成为乡亲们羡慕和议论的话题，让男女双方都能赚足脸面。其实，“几铺几盖”并不是送给女方娘家的财物，而是属于新婚夫妇的财产，女方家庭之所以作为结婚条件提出，无非是想让自己的女儿过门后少受寒冷和委屈，未来日子过得轻松一些。大婚当日，“几铺几盖”并不装箱入柜，而是整整齐齐地码在新房中的炕上，层次分明，一目了然，与新娘子一起，接受着左邻右舍的检阅。

　　当年，这种“里外三新”（指新面、新里、新棉絮）的被褥，除了新郎新娘，他人一般很少能够享用。因为对于一辈子与土坷垃打交道的父老乡亲们来说，添置一床全新的被褥绝非易事，能有一套厚实一些的旧“铺盖”便已心满意足。那时各家各户都很少有一套多余的被褥，平时自家人勉强凑合，如果碰到家中来了亲戚需要留宿，便只能派家人到邻居家“挤炕”，首当其冲的便是男人或大一些的孩子。这种情况由于多数人家都会遇到，乡亲们早已习以为常，谁也不会觉得难为情，邻里之间相互帮忙，共破窘境。我家当年由于亲戚少，我从来没有到邻居家借过宿，倒是经常有小伙伴前来找我挤被窝睡觉。每逢此时，虽然睡得拥挤，但却可以借机聊天度夜，反而增加了许多乐趣。

　　每年秋风一起，各家各户主妇的头等大事，便是忙着缝制过冬的被褥。此时，一些弹棉花的手艺人会来到村里，在大街上摆上摊子。各家各户都把自家的旧棉胎拿给这些师傅，让其来“弹”。弹棉花师傅的双手似乎充满魔力，随着弓弦一张一弛并发出节奏分明的声响，又黑又实的棉胎被弹得蓬松起来，颜色也似乎白了许多，做成的被褥便会松软、暖和一些，能够更有效地抵御严冬。在弹棉花的过程中，各家也会拿来一些零碎棉絮，让师傅加在棉胎上。那时各家用的棉絮，都来自生产队分的棉花，首先要满足男女老少的棉衣棉裤需要；从旧棉衣、棉裤替换下来的棉絮，再用来加补被褥棉胎。有时，母亲为了省下弹棉花的几个钱，便自己动手续棉花，把旧的棉絮用力撕裂撕松，然而一片片地往棉胎上面贴，尽量贴得厚薄均匀。记得母亲每次续棉花时都异常专注，生怕哪个部位棉絮过少而透风透寒。

　　那年月，老家的冬天似乎特别寒冷，春节前后室外往往都是冰天雪地，晚上室内温度也要降到零度以下。由于被子厚度有限，晚上睡觉时，脱下的棉衣、棉裤都要盖在被子上面，甚至腿脚部位还要压上一个装满碎麦秸的麻袋。夜里大人睡觉一般比较老实，我却喜欢蹬腿、翻身，动辄就把被子上面的棉衣、棉裤翻下来。为此，母亲一个晚上不知要为我重盖多少次。北方的冬天黑夜漫长，当时白天又没有多少农活可做，夜晚睡觉的时间往往超过十个小时。尤其是放了寒假之后，我每天都是睡到自然醒，而且醒了也不愿起来，躲在被窝里等待母亲喊我吃饭。母亲总是每天天一亮就起床，先把她的被子加盖在我的被窝上，然而开始忙活家务。因此，那时尽管天气异常寒冷，“铺盖”带给我的童年记忆却是温暖的，且这种温暖的感觉刻骨铭心，终生都无法忘却。只是，当时尚年幼的我并不明白，带给我温暖的是“铺盖”，更是母亲和这个家。

　　我十多岁时，每年秋后村里都要派人“出夫”。所谓“出夫”，就是各家各户出青壮劳力，参加政府组织的水利工程建设。当时父亲已年过五十，我还年幼，“出夫”的担子便落在长我九岁的二哥肩上。记得那几年秋收一忙完，二哥便同村人一起出发，直到春节之前才完工回到了家。“出夫”只是挣生产队的“工分”，个人没有任何补贴，连睡觉的被褥和吃的饭菜都要自己解决。每次二哥“出夫”离家时，都把自己的被褥卷起来，外面套上一个麻袋，然而用绳子捆紧，背在身上，此情此景让我终生难忘。多少年后，每当我在城市车站看到那些带着“铺盖”前来打工的农民兄弟时，就会想起当年的二哥。“出夫”一般在本县或邻近地区修水库，二哥从家里带上一大包煎饼和萝卜咸菜，吃一个星期，然后深夜回家来拿。记得每次回家拿干粮，二哥都会把“铺盖”带回家，避免家人因被褥不够影响睡觉。二哥也参加过一次远距离的“出夫”，是到千里之外去修海河，连续干了三个多月，回家时被褥脏得已看不出原先花色。母亲整整忙了一天一夜，才把二哥的被褥拆、冼、晒、缝好。对于当年的农家和农人来说，“铺盖”不仅映照着生活的艰辛与不易，也记载着奋斗与奉献的轨迹。

　　我十五岁读高一时，学校要求冬天必须统一住校，周日至周五晚上都要睡在学校宿舍，只有周六晚上可以回家拿一次干粮。此时二哥已成家另住，父亲为生产队管理饲养室，家里只有母亲一人。由于我和母亲每人只有一套被褥，我若把被褥带去学校，星期六晚上回家睡觉时，则没有被褥可用，必然连累母亲无法正常休息。为此，我坚决不同意住在学校，宁愿每天起早摸黑走十多公里雪路上学，并保证绝不迟到早退。由于我一时成为全班唯一没有住校的学生，同时又碍于面子未把家里的窘况告诉老师，因而受到班主任的严厉批评。母亲从我同村同学的口中听到我被老师批评的情况后，立即把我的被褥冼、晒一番，逼我带到了学校。从此，我虽然不用每天再踏着雪地往返奔波，但那个冬天的每个周六晚上，母亲都把她的被褥让给我用，而她自己则和衣坐在炕上，渡过一个又一个漫长的寒冷冬夜。周六的晚上，同学们回家拿干粮时，需要留下两人看守宿舍。我曾想替同学值班，让同村同学把我的干粮带到学校，但母亲坚决不同意。我知道，母亲是用自己一晚上不睡觉且挨冻的代价，换来多看我一次的机会。轮到留校值班时，我和其它同学一样，把所有人的被褥都摞在一起，然后睡在上面，把人埋在被堆里，享受一晚柔软温暖的感觉。那时的我并不知道世上还有“席梦思”之类的软床垫，也不知道还有其它材质的松软棉被，只是在心里默默期盼：有一天母亲的身下也能如此柔软温暖，不再受冷挨冻。

　　十七岁那年我参军入伍，有了一套属于自己的崭新“铺盖”，同时也将“铺盖”与自己的命运更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严格地说，刚参军时我还只有一床被子，“有盖无铺”，不算是完整的“铺盖”。因为当时部队生活条件还比较差，新兵入伍时只发了被子和床单，褥垫则要等到老兵退伍后才会倒下来。因此，从入伍到老兵退伍的两个多月时间里，我们新兵晚上睡觉时，只有一条军被裹身，单层的床单下面，是光溜溜、硬梆梆的床板。部队所在的闽南山区虽然冬天不会下雪，但凌晨气温也能达到零度上下，水里会结一层薄冰。所幸我们新兵年青力壮，火气旺盛，加上白天训练劳累，晚上即使裹着单层被子，也一样睡得又香又甜，往往一觉睡到起床号响。从当兵时起，被褥便是部队内务整理的重要对象，每天起床后，被子都要叠得方方正正，如刀切过的豆腐一般；床单和褥子则用图钉绷在床板上，容不得一丝皱褶。从此，伴随我的“铺盖”不再是“铺盖卷”，而成了“豆腐块”。时至今日，我虽然已离开部队二十多年，但仍然保持从军时的习惯，每天起床后，将被子叠得整整齐齐，把床铺整理得清清爽爽。

　　在军队生活，被子不仅是生活品，更是战备物品，经常需要随身携带。因此，打背包便是一门必练课目。我刚入伍时最怵夜间打背包，因为不仅时间紧急，而且周围没有一丝光亮，双手只能在黑暗中摸索操作，全凭感觉，技术不精很难把背包打好。为了检验新战士打背包的质量，连队集合完毕后，往往都要跑步前进，没有打结实的背包，一会儿就会被抖散。为保证夜间打好背包，白天一有时间，我和新战友一起将双眼蒙上毛巾，苦练黑暗中打背包的本领。经过若干次的训练，夜间打背包便成了小菜一碟，不管啥时听到命令，我都能不慌不忙，做到又快又好。那时我们连队，从听到紧急集合号到全连集合完毕，不会超过三分钟；即使加上打背包的时间，也不会超过五分钟。可谓兵贵神速。

　　军旅生涯中，“铺盖”也与军人一样，随时接受各种突发情况的考验。记得有一次连队参加野营拉练，晚上在收割后的稻田里观看电影《创业》，背包就当凳子坐。电影看到一半时，突然暴雨如注，下个不停，稻田里的水在一寸寸地上升，背包被淹得越来越深。此时，电影照常放映，坐在前排的连长、指导员稳如泰山，全连队伍纹丝不动，没有一个人起身，全然不顾身上的衣服被湿透，任凭背包浸在十多厘米的积水中。当时部队拉练有个习惯，打背包时被子外面都裹上雨衣，避免弄脏被子。由于捆扎紧密，我和多数干部战士一样，被子虽然浸在水里，却基本上没有湿到，大大出乎我们的意料。事后排长说，谁的被子如果湿了，说明打背包的技术还不到家，怪不得别人，只能加倍苦练。通过这件事，我对部队铁一般的纪律有了更深刻的悟解。

　　从盖上军被的那一天起，我就下定决心，为母亲做一套“里外三新”的被褥，让母亲有一套厚实温暖的“铺盖”。参军第一年，每月津贴费只有六元钱，我只用不到两元购买肥皂、牙膏等生活必需品，年底把节省的五十元钱全部寄给母亲，写信让母亲自己买点爱吃的东西，为自己做一床新的被褥。三年后第一次探亲时，我发现几年来寄的钱母亲不但一分未花，还用养鸡卖蛋的钱为我置办了许多白色被单，以备我结婚时使用。母亲告诉我，无论将来我结婚做什么花色的被褥，白色的被里、褥里总是用得着的。一辈子生活在农村的母亲自然无法知道，被子可以用一件被套代替被里、被面；被里也可以有多种颜色。第二次探亲时，已经提干的我发现母亲盖的还是那套破旧被褥，便问母亲为什么不为自己做一床新被子，花不了多少钱，儿子完全能够承担。母亲笑着告诉我，你父亲去世后留下的被子还能用，你参军后留下的被子也还在，没有必要再做新的。

　　痛心的是，母亲并没有看到我成家。就在第二次探亲归队后第十天，我接到家中电报：母亲病危！尽管探亲刚回部队不久，部队领导还是立即准了我的假，让我回家看望病重的母亲。当时由于交通、通讯都不便，等我带着为母亲购买的军被，坐了三天三夜火车赶回家时，母亲她老人家已经入土！母亲得的是胃癌，她以巨大的毅力忍着疼痛，瞒着我和二哥，直到实在支撑不住了，才被送到医院，两天后便溘然长逝。我扫视熟悉的屋内：炕头上，那套摞满补丁的旧被褥仍在，似乎还带着母亲的体温；柜子里面，那些白布静静地叠放着，整整齐齐。我寄给母亲的钱，母亲包在一个手帕里，让二哥转交给我。我从柜子中取出一块白布缝做孝衣，穿着跪倒在母亲的坟前。

　　我从记事起，从来没有看过母亲用过新的“铺盖”，哪怕是一次。我曾想，母亲如果一生用过一次新的被褥，那只能是她与父亲结婚的时候。我曾不止一次地祝愿，远在天堂的母亲能有一套新的被褥，新面、新里、新棉絮，又厚又软，不再单薄，不再凉硬，不再摞满补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