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年那些事】儿时的过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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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爷爷家在陕西农村，父亲在那里长大，学校毕业后分配到陇海铁路工程部门工作。他姊妹五个，两个姐姐两个妹妹都在老家务农。 我的家，在五十年代末期随父亲工作单位搬到了城里。我有弟弟妹妹。记得在我小的时候，父亲在火车站附近上班，距离家属区只有四、五里路，可每天他也不回家，一周才回家一次。过年也在家呆不了两天，就去单位值班。那时的职工个个都是如此，他们把本职工作当成了个人生命的全部，工作几乎是他们生活的唯一。陇海铁路线上的咸阳、孟源、华山、三门峡等车站和贯穿山峦的一些隧道，都是父亲和他的战友们修建而成。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政府号召支援边疆建设，父亲和他所在的单位职工全部被调到西南边陲开山掘石修建铁路。一年才能回家探亲一次，还不能放在过年休。平时，母亲在家精心照料着我们。每逢过年放长假，母亲就带着我们回老家看望爷爷。 爷爷家所在的村庄四周都是沟壑。在我的记忆中，沟壑边坡长满了大小不同的各种树木花草。有香椿树、皂角树、绒花树，还有好多的荆棘、野菊花、打碗花。大人们把荆棘叫栆刺。小孩们一不小心会就让栆刺扎着哭闹，伸着被扎的胳膊腿，让大人们挑出肉中的刺。黄灿灿的野菊花，喇叭状红白色的大碗花，枣树片片小绿叶小黄花，枝蔓紧扣相映生辉。茂密的树枝花蔓爬上了沟沿的土路上。站在沟边，一阵微风徐徐吹过，花草香气沁人心扉。 村子东巷有个庙，供乡亲们烧香拜佛。村东、村南巷和村外小学旁共有三口深水井，供村子两个姓氏的六、七十户人家吃用。乡亲们的庄稼地在村外。通往村外只有一条路，有一个五、六米深的大城门洞，城门有人看守。白天敞开，夜晚关闭。有时也用铁链子拴着门，只留一个能过人的缝隙。厚实的大城门和门框在“文革”后就不见了。 村里的乡亲们出远门以坐火车为主。火车也不多，趟趟车上人满为患，还爱晚点。能在我的老家附近太要站停的只有一两趟车。下了火车，没有汽车，也没有其它载人的车子。到小站后多半已是天色黢黑。走小路要翻两道岭、过两个沟才能到家，有八、九里路。坡高路陡，人烟稀少，路上不太安全。有一条稍微平坦的大路，要沿着铁道线路旁走半个区间，过二、三个寨子，须多绕四、五里路。这对大人来说不成问题，可对母亲和还尚小的我们就难了！那个年代亲人们没有太多的联络方式，只有书信和打电报。电报快些，那也是谁家里有了急事才去打的。我只记得爷爷在我们回城里时，送我们到火车站，可从来没有在老家火车站接过我们。也许就是通讯不发达不知道我们何时回来的缘故吧！ 我们每一次过年回老家总是大包小包，吃的用的和过年穿的新衣，样样都要带。我手拎肩扛，母亲背个包打着手电照着路，还要携领着弟弟。有一次在回老家的路上，沿着铁路线旁走已过了个岔口，我怕走错，一遍又一遍地问母亲：“妈！快到了吧？”母亲说：“快了！”可是事后母亲回忆说，她也担心：“若走过那个回家的岔道，还要向回返，那就麻烦了，要么就直奔你三姑家去，第二天再回你爷爷家。”天色黑咕隆咚，铁路两旁有深沟隘口，传言曾经有狼出没。还好我们没有走错路，平安到了家。 那年月朴实无华的好人也多，碰上同村或邻村的还能帮上一把，陪我们走过一段路程。 有一次，大年初一的一天。爷爷家里进来了个中年妇女，家里人都不认识她。问她：“找谁？”她回答后大人们才知道了事情的原委。原来她是一位好心人的媳妇。那是在过年前母亲带我们回老家时的一个夜晚，我们在路上巧遇了一个好心人。这位好心人与我们一同下车，又帮我们拿行李陪着走了一段路。他回到家里后，还惦记着我们是否平安到家？过年了，就让他的媳妇，打听找找我们。还真找到了我爷爷家，问侯平安。那时，一个村在外地工作居住的人家没有几户，到村子里一打听也就找到了我们家。 农村风俗较多，过年前，家境稍好的都要杀猪宰羊，置办年货，鸡鸣狗吠，好不热闹。爷爷看着乡邻乡亲们团团圆圆，而自己的儿子却未回到身边，愁眉不展。真应了那句“每逢佳节倍思亲”的老话。爷爷他要么只管干活一言不发，要么上街赶集消磨思念儿子的难熬时光。 记得有一次我们节前回老家，别人家热热闹闹，可我们家没有过年的气氛。年前有几个集，爷爷就带我们赶几个集，当然我们小孩们很高兴。到集上可以吃粳糕（即：甑糕）、油粉。可以看耍猴、看社火（节日期间农民自编自演在乡镇、集市上，演出队列在行进中的一种带道具、有化妆的表演）。腊月二十九是县城一年到头的最后一个集日。妈妈在家打扫卫生，蒸馍、炸茶果（用面做出各种花样，放在油锅里炸出的食品）、炸麻醣（即：炸油条）。二舅翻沟过岭来我家，帮助写对联、画窗花。一大早爷爷就带我们去县里赶集，在集上整整玩了一天。那时家中经济也不宽裕，爷爷买了一点年货，买了几只玻璃水瓶中装的塑料观赏金鱼。妈妈很生气，嫌他花钱置闲物，经济拘谨不顾家。 爷爷脾气不好，也是远近出了名的“厉害人”。可他对待我和弟弟却百依百顺，从来没有给我们发过脾气，更不要说打过我们。听大人们说，爷爷对待别人可不是这样。他不喜欢谁家小孩子打打闹闹、疯疯张张。看不惯村上的干部自私自利、大事小事都沾生产队的便宜。很反感村干部瞎胡闹、唱高调。爷爷也很少参加村里的学习、会议和活动。好在在那个唯成分论的年代里，爷爷是个“贫下中农”别人把他咋地不了。他从不沾生产队的便宜。不是他的他绝对不要。听大人们说，在我四姑小的时候，她在回家的路上拾了一穗番糜（即：苞谷棒或玉米棒）。这让爷爷看见了，爷爷不问青红皂白一脚就把那穗番糜踢飞了。大人们说，自从爸爸调到外地工作后，爷爷一肚子的遗憾和无奈。他也知道那么多人去了边疆，是国家的需要，不去是不行的。他虽知晓大理不能违之，可总哀声叹气想不通。 父亲一年一次的探亲假，也总要留到年底才休。这就是不在家过年的缘故。因为，担心假期早早用完后，爷爷有病或家中有事，还要请事假扣工资。所以，年初的“春节”假期，父亲很少在家过过。 “文革”期间，各地闹武斗，父亲单位也不例外。在内地人和当地人和“走资派”之间；当地人和内地人和“保皇派”之间，也闹过武斗。支援边陲的内地人掌了权批斗“走资派”。“走资派”胸前被挂上大牌子，头上戴着高帽子，五花大绑开会游街示众。后来边陲的造反派当上了革命委员会主任。在批斗“走资派”的同时，又攻击内地人中的一些人是“保皇派”，是“反革命”，打压内地人，还动用了长矛、铁棍。父亲的两位内地同事就死在了一次两派的武斗当中。还有一位同事会游泳，在械斗的危机中跳入河中，过河跑了。躲过了一劫灾难。那死去父亲的内地职工的孩子接了班，他们的父亲的生命却永远留在了边陲，留给了那场动乱的“十年浩劫”之中。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