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家科：无名氏

　　刘家科：无名氏

　　每次回故乡，都要经受一次精神折磨。

　　怕见到她，又想见到她，脚步不由自主就走进那条弯曲的胡同，g6个破烂的农家院。最怕的是她那眼神。只要踏进那院门，她就会慌慌地迎出来，尽力伸直稍驼的上身，仰视着我的脸，近乎倒退着引我进屋；反复擦那把破椅子，然后看着我坐在上边；又用毛巾仔细擦净一只瓷碗，倒上一碗白开水，看着我喝下去……那眼

　　神里满溢着感激——暂时掩盖了愁苦和忧郁的感激。这感激的眼神如一只无形的钩，把我深埋于心底的愧疚拽出来。

　　三十年前她还是邻村一个11岁的女孩，因为偷了生产队的苜蓿被我捉住，我才认识了她。当时，她在前边拼命地逃跑，我在后边大步流星追赶。大约追了一里多路，她实在跑不动了，把盛苜蓿的篮子一扔，双手抱头跪在地下，等待着一顿拳打脚踢。看着她浑身颤抖的样子，我举起的拳头终于没有落下。我弯腰拾起那个篮子递到她脸前，她慢慢抬起头来，疑惑地看着我，当她明白我是真的要放她走时，两眼突然漾出了泪水，眼神里充满了感激。她站起身来接过篮子，我才发现，她吓得尿了裤子，下半身湿淋淋的，冒着热气。我呆在那里，一种愧疚感从心底冒上来。事后我才知道，我的前任那个看苜蓿的老头儿，早就发现了这个偷苜蓿的女孩，但他从未惊动过她。他说这是个苦命的孩子，她偷苜蓿是为了养活与自己相依为命、瘫痪在床的姥姥。听了这话，我更后悔自己的举动。后来听说，这个女孩因受惊吓，精神失常，到处疯跑着拣垃圾，偷吃人家猪圈里的猪食；瘫痪的姥姥也因无人照料死去。我心底那颗愧疚的种子又开始生根发芽，总觉着这样的结果与我有直接关系，我应该承担这个责任，但我只是个没有社会经验的青年农民，没有任何能力和办法去帮她改变这样的命运。十多年后我离开故乡，上了四年大学，然后到城里工作。在崭新的生活和工作环境中，心情舒畅，踌躇满志。我已不再是那个村庄的村民，而是城市里大机关的干部，每天的工作都排得满满的，没有时间再去想村庄里那些陈谷子烂芝麻的事情。即使偶尔故乡来人说起村里的人和事，也是当时在心头热一阵，过后就很快撂下了。我曾一度庆幸到了新的环境卸下了多年的精神负担。有一天村里来人说当年那个偷苜蓿的疯女人不疯了，不久又听说她嫁到我们村里。我知道她嫁的那家人很老实，男人虽是个老光棍但也并不傻，她这一生总算有了一个归宿，我心里似乎得到一种安慰，精神上又轻松了许多。可是没过几年，又听说她丈夫不幸死于车祸，她守着不满周岁的儿子，誓不改嫁。我心里忽然又沉重起来。但我随后又为自己“开脱”：她现在遇到这样的变故和不幸已经与我没有任何关系，我完全是一个纯粹的旁观者，再没有任何必要折磨自己了。尽管如此我还是冷静不下来，自己管不住自己，总是不由自主地将她今天的灾难与过去的不幸强拉硬扯地联系起来。为了使自己再次得到解脱，我经常琢磨采取一种什么方式去帮她一把。但是一直也没有找到可行的办法。

　　十几年后，突然有一天，她带着十几岁的儿子到城里来找我。说要依靠我这个本村的伯伯，给孩子在城里找一份工作。她娘俩乘公共汽车，两次倒车来到城里，儿子背来一个口袋，里面装着三个小布袋，一布袋花生，全是三个粒的“老头子”；一布袋黄豆，圆鼓鼓的，一般大的粒儿；一布袋黄米，是用家乡的老碾子碾的。她背来的是一包袱棉花，白得像雪一样，是精心挑选、专门找人弹好的絮棉。她说本不该来麻烦伯伯，可这孩子说什么也不在村里，非要出来找个工作。说完就仰脸看着我，眼神里充满感激，似乎我能在家里接待她，耐心听她说出自己的要求，已十分满足了。我终于等来了一次帮助她的机会。这时，我已是一个部门的负责人，如果用一下手中的权力，破一点规矩，是能够帮她这个忙的。但我是一个一贯守规矩的人，在公家的规定与个人“私利”的矛盾面前，我犹豫再三，最后又向“规矩”屈服了。我未能给她儿子找到工作。她带来的东西我收下了，我偷偷掖到她口袋里的500元钱，却被我家属院的门卫给送回来。本来想借机消解一点愧疚，没想到更加重了愧疚。

　　后来又有一次机会，市里搞劳务输出，我给她儿子报了名，很快那孩子就被北京一个建筑公司招工走了。我总算帮了她一次忙。可是没过一年，那孩子却在一次意外事故中死了。我托人帮助处理了后事，又托故乡的朋友去看望她。她再次遭受厄运，我怕她会被彻底击溃，而她则是一如既往地默默承受了。这时我冒出一种念头，盼望她再到城里来向我提出要求，我宁肯犯一次错误也要用一下我手中的权力去满足她，而她却始终没有再来城里找我帮忙。此后，我每有机会回故乡，就带上单位发的大米、食油、鸡蛋去看她，潜意识里总有借此化解些许愧疚的愿望，但是每见到她一次，这种愧疚反而更会加重。

　　今年春天，听说她得了血癌，我马上与村长联系，为她搞了一次捐献活动。半天时间捐款3万多元。可惜她的病已到晚期，全村人的爱心未能挽救她的生命。

　　她走了，她对我永远不能消解的感激终于消解了；而我，对她永远不能消解的愧疚却仍在日益加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