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成起散文：走进总督府

　　张成起：走进总督府

　　进古城保定，沿裕华路西行，遥望那两座上悬可升降方斗、高十丈有余的大旗杆，便是清代直隶总督府的去处了。

　　在“城头变换大王旗”的历史风雨中，旗杆顶端那面随风招摇、上有雍正皇帝御笔圣书“直隶总督部院”的白地黑字、红布牙镶边的长方条旗，早已飘零落地近一个世纪了。而总督府门前两侧那一对头上有十三团卷毛、象征一品大员地位的怒目圆瞪的石狮，似乎仍在向世人宣示着总督府当年那不可一世的威严。

　　“一座总督衙署，半部清史写照”。漫步在这座已有近三百年历史的古衙院中，耳绝了闹市的喧哗，心寂了功利的浮躁，在时空的隧道中冷观着日出日落，漠视着月缺月圆，寻觅着王权统治盛盛衰衰的历史轨迹。

　　一

　　据清史料记载，现存的这座直隶总督府落成于雍正七年（1729年）。虽已历经二百七十余年的风雨，间有修葺增补，但仍完整地保存了当年基本的建设布局和建筑风格。而全国同期而建的两江、陕甘、江宁、云贵等总督府衙，不是因历代战乱或水火天灾而毁，就是因年久失修或人为破坏已变得破烂不堪面目皆非。而保定现存的这座直隶总督府衙乃是至今全国封建王朝府衙中保存最完整的了。

　　这座占地近三万平方米的清代府衙，东西横宽约一百三十米，南北纵深约二百二十米。一色的青砖硬山墙灰色布瓦顶建筑，以大门、仪门、大堂、二堂、官邸、上房为中轴线，配以东西两侧的厢房、耳房和更道的颇有几分皇家风格的建筑布局，院内甬道旁两行参天百年桧柏及堂前屋后枝权怪异的几棵老槐，处处令人感到一种无言的肃穆和几分萧然。而大堂中悬有雍正御书“恪恭首牧”的镏金大字匾额，案几后矗立的绘有海潮、朝霞、旭日、仙鹤图案、红木镂雕为架的巨大屏风，宽大的太师椅前案几上一溜摆放的黄绸布包裹着的关防盒、令箭架、签筒、笔砚，再配上大堂两侧分列排开的雕有虎头图案的“肃静”、“回避”护卫牌及书有“兵部尚书”、“太子太傅”、“都察院右都御史”等十八种官衔及身份的云牌，外加东西两靠山墙前竖立着的刀、枪、剑、戟、斧、钺、钩、叉等十八般兵器和刑杖，又不由得使人眩惧于当年直隶总督的权势与威严。大堂外的廊柱上一副黑漆作底、挥金为字的抱柱联，上联为“北吞大漠，南亘黄河，中更九水合流，五洲称雄，西岳东瀛一屏障”；下联为“内修吏治，外肄戎兵，旁兼三口通商，一代名臣，曾前李后两师生”，不仅勾画出了当年直隶府所管辖的北至蒙古大漠，南达九曲黄河的宽广疆域和极其重要的战略位置，而且把直隶总督集内政外交、治吏统兵重权于一身的八面威风无遮无掩地宣示于世人。

　　穿过总督理案议事的二堂，过垂花门，即来到内院的官邸（三堂）和上房（四堂）。环视内宅的三合院落，又是另一番景色。与断刑理案的前院威严肃杀相比，小院多了几分幽雅恬静。古朴典雅的门楣隔扇，逶迤幽深的曲径苔路，遍植庭院的石榴、海棠、丁香、紫藤，叶稀影疏随风摇曳的几杆翠竹，再配以门厦楹柱上清雍正年间署理直隶总督唐执玉手书的“将勤补拙，以俭养廉”的一剐楹联，与前院宛若两个天地。

　　由此看来，一个人无论居位多高，权授几重，终究是生于天地之间的一个普通的人。执业的艰辛，用权的冷酷，官场的逢迎，成败的喜忧，或许不应仅仅是一个时空的转换与限定。而高堂的孝奉、妻室的窃语、儿孙的绕膝、民味的品咂，又是任何一个正常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漫步于已是人去府空的古衙，凝视已现老态但仍顽强矗立着的几棵古树，我似乎又明白了人生中的许多。

　　二

　　封建王朝为了巩固其统治地位，设“总督”之职以行朝廷之命由来已久：古起于汉、魏，制成于明朝，而权重于满清。据史料记载，明朝以前的总督并非定制，只是一种由皇帝派遣，授权于巡视某地，督察某事，“事毕复命，随命随免”的临时性职务。至明朝中后期，总督才逐渐成为官职定制。不过当时定制后的总督所执掌的仍仅仅是以督军镇守为主，事权比较单一。

　　到大清设直隶总督时，总督已成为名副其实的“封疆大吏”，是统辖一省或数省，握“综制文武、察举官吏”之权，承“厘治军民，修饬封疆”之责的地方最高军政长官。“直隶”者——育接隶属之谓也：“总督”者——总管督理之意也。在全国所有的总督中，因直隶环绕京城，地处天子脚下，权势尤其为重，被视为全国诸总督之首，号“五洲称雄”也并不为过。所以，凡实授直隶总督者，几乎都是皇帝崇信的栋梁股肱重臣。

　　自雍正二年（1725年）清朝在保定设直隶总督府赵维钧任首任总督始，到宣统三年（1911年）清朝灭亡张镇芳为末代总督署理止，在这187年中，总督的任免达100任（次），在过总督职位上的多达74人，平均每任不足两年。即便除去“署理”、“护理”、“协办”这几种带有代理试用、看护协助等临时性者外，真正做过“实授”总督实职的即有38人。任职短者如雍正年间的李卫、乾隆年间的高斌、嘉庆年间的吴熊光等人，任期仅3个月而已，而任期时间长的当首推李鸿章和方观承了。方观承在乾隆年间两次出任直隶总督近二十年，而李鸿章则分别在同治和光绪年间3次被授任直隶总督，在任更长达28年之久。

　　频繁地调换地方官员无疑是封建皇帝加强对地方政权控制的一种

　　治国之道。况且直隶总督位高权重，忠则成为拱卫京城的护驾良臣，奸则蜕为危及京师的朋比奸党。久居高权重位，一旦养成尾大难断之势，或则欺君罔上，藐视皇威；或则结党营私，篡权乱国。自古以来，皇帝是深谙防此之道的。况且直隶地处畿辅重地，觊觎此肥差者众。在诸多京官的众目睽睽之下，遭弹劾几率更高。稍有闪失，轻则招革职查办之灾，重则遭尸首两异之祸。世人常道“京官难当”。实际历史上的直隶官也未必好当。所以历来直隶总督多短命的结局又是情理之中的事了。

　　张成起：走进总督府（2）

　　单纯地以阶级斗争的观点去审视历史，自奴隶社会以来的人类发展史几乎全部成了一部血淋淋的阶级斗争史。用这个特制的历史镜头滤掉所有的五彩斑斓的光谱后，人类赖以生存的生产力的发展不见了，仅剩了同类间无情的杀戳；所有官吏中，最基本的人性泯灭了，都成了一群统治阶级御用的凶鹰恶犬。然而人类毕竟从“人猿相揖别，只几个石头磨过”的“小儿时节”，到“铜铁炉中翻火焰”的“几千寒热”，再到今天的光电文明，遨游太空的梦圆，上万年一步步走来，留下的是一行深深的生产力发展的足迹。

　　任何一代王朝，任何一位皇帝都在祈求手中的江山永固和自己的万寿无疆，但这又是任何一个朝代、任何一位皇帝都永远无法做到的。我不由得想到，一些开明的君主皆晓“舟水”之理，把抚民固邦作为立国之本；而昏庸之君则终日声色犬马，误国祸民。于是历朝的官吏中便有了清贪之别和勤庸之分。

　　步入总督府大门，穿仪门而过，在离大堂外月台下的不远处，立有横跨甬道的四柱三顶戒牌坊一座。牌坊南侧刻有宋代黄庭坚手书“公生明”三个大字。北侧正对大堂的一侧刻有“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十六个被视为官场箴规的小字。再配以对面大堂前抱厦楹柱上悬挂着的曾国藩手书的“长吏多以耕田凿井而来，视民事须如家事；吾曹同讲补过尽忠之道，凛心箴即是官箴”的楹联，似乎这应是对封建王朝官吏的治事之道和为官之德的一个最贴切的注脚了。

　　自清雍正年间设直隶总督以来的187年中，有不少总督是任职仅不足一年的匆匆过客。除清朝晚期的李鸿章，任职时间最长的当屑乾隆年间的方观承了。

　　方观承祖上系安徽豪门世家。因受“文字狱”的牵连，当时其曾祖虽已故，但因罪不容赦仍被开馆戮尸，全家被流放到黑龙江卜魁（今齐齐哈尔）。方观承弟兄二人因年幼免流放，寄居在金陵（南京）清凉山寺，但允其每年到塞外探亲。幼年的他家处逆境，虽使方观承遍尝游历跋涉之苦，但也使他“励志气，勤学问，遍知天下利病，人情风俗，所学设施，遂蓄为巨才矣”。以33岁之龄入仕，虽已称不上什么少年得志，但此后以他出众的才华而频繁升迁则令人刮目。从雍正授予其随军中书起，很快官至直隶按察使、布政使，继而署理山东、浙江巡抚，51岁授任直隶总督，年满70终于任上。他在近二十年的任期中，面对辖区内水患连连、民不聊生的惨状，多次亲自率员巡堤查防，探水勘险。北起潮白河、拒马河、永定河，中经子牙河、大清河、滹沱河，南至漳河、黄河，处处留下他踏勘的足迹。他数次上疏，奏陈治河方案，请拨治水之资。凡重大工程皆亲自勘察。河道治理中不循旧例，打破陈规，依地就势，疏堵并举，取得了显著成效。在他的任期内，直隶辖区的重要河流基本上未出现大的水患。他的治河功绩不仅为直隶百姓所称颂，而且得到了乾隆皇帝的充分肯定，称“叹其筹永定之善，非他人执成法者所能及也”。

　　方观承重视农耕，认为“善民之本，莫于务农”。他从江浙积极引进甘薯高产品种，又利用他曾任江浙巡抚之便，“雇觅宁（宁波）台（台州）能种者20人来直（隶）”，亲自推广示范，“饬各属劝民种植，以佐食用”。

　　为了推广棉花种植技术，他根据棉花生产的流程，亲自精笔绘制了一套《棉花图册》，把棉花生产需要把握的布种、灌溉、耘畦、摘尖、采棉、拣晒、收贩、轧核、弹花、拘节、纺线、挽理、布浆、上机、织布、理染16个关键工序，以16幅图精心绘出，每幅图都附以文字说明，并各配题七绝诗一首。适逢乾隆皇帝南巡路经保定，方观承将棉花图呈圣上御览。乾隆阅后不仅龙颜大悦，而且还引得这位一生喜舞文弄墨的皇帝诗兴大发，欣然命笔，在每一幅图上御题七言绝句诗一首。于是便有了我们今天在参观直隶总督府时所看到的镌刻于青石上的《御题棉花图》。

　　看罢镶嵌于总督府墙壁上的这幅石刻《御题棉花图》，我心中不由得生出几分特别异样的感慨来。我曾作为地县领导在基层工作多年，也主管过农业及农村工作。我曾以惯于深入乡村基层而自*，也曾以知农助农而心安。但与这位把种棉都研究得如此头头是道的官居封建王朝直隶大员相比，我倒真的有点自愧不如无地自容了。在“三农”问题已喊了多年的今天，我们现任的一些官员们不应该从中悟出点什么吗？

　　在这74位直隶总督中，尚有一位雍正年间任期不足三年的唐执玉名声颇佳。这倒不仅在于他任职期间亲自主持修建了可供后人参观探古的这座总督府衙，也不仅因他“厚民生，澄吏治”，除水患，减民负的政绩，而更令人起敬的是他对“民膏民脂”的珍惜与平素“布衣粗食，亟避奢华”的清廉。

　　唐执玉是年满花甲以带病之身奉诏署理直隶总督的。康熙末年以来，因国家长治久安，八旗子弟疏于弓马，朝廷官吏多有懈怠。在此之前的六位总督，长者在任年余，短者一月不足，而且皆少有建树。所以当时康熙帝有“督抚七八易，皆不称”之叹。到雍正帝临朝，誓意革新政治，振刷颓风，整饬直隶吏治。于是，尽管唐执玉以病体难支为由，数次上疏婉辞乞休，而雍正帝仍坚持“朕固知卿病，然此任非卿不可”，拒不收回圣命，他只好带病赴任治事。

　　按大清官俸例规，直隶总督的俸禄为：年养廉银15000两，兼管盐政增银2000两，兼管河道增银1000两，另有笔墨杂费若干。直隶省额仅设总督一人，无佐贰官员。一应辅佐幕僚之官饷及日常办公之资，皆由总督俸银支付。实际上当时总督的俸银基本上相当于我们今天一级政府官员的薪俸加日常公务费用的财政预算。唐执玉在任两年余，以恪尽职守、清正廉洁而著称于雍正朝。他自认为“吾才拙，政事不如人，可自力（励）者勤耳，勤必由俭始”，于是便有了他亲书传世的“将勤补拙，以俭养廉”的座右铭。清廷给他的养廉银，他每年仅用十分之三四，其余均交付布政司银库，并嘱绝不留与子孙。当他65岁病终于任上后，协办总督顾琮奉旨率僚属入祭并整理其遗物，竟发现“箧无一物”以至于无法成殓发丧，令众人皆惊异唏嘘不已。于是只好临时急奏雍正皇帝令有司另拨银两，加上同僚捐赠资助，才将其遗体装殓后运回原籍安葬。

　　我想，作为封建王朝的一任封疆大吏，“三年清知府”，虽不一定都会有“十万雪花银”的进项，但也总不至于连埋葬自己的棺木钱都没攒下。270年前就已离开人世的唐执玉，肯定不会知道后来延安有一位烧过炭的张思德，也不会知道在西柏坡开过的一个会上有过“两个务必”的警示，更不会知道“三个代表”的理论，但他仍不失为今天我们这些号称“公仆”的人之楷模。看一看近年相继落马的一个个贪官污吏，想一想也曾官居“直隶总督”不可一世的某位大人，再对照一下这位封建王朝官员的清廉，如这些人还稍有良知，应会有一种无地自容的汗颜和无以面祖的愧耻。

　　历经两次**战争的创伤，割地赔款后的大清王朝已凸现病入膏肓、江河日下之颓势。天子脚下的直隶也呈现出一派吏治败坏、法纪荡然、军纪涣散、武备废弛、灾荒频仍、民生凋敝的破败不堪的景象。为了稳定京畿重地，同治帝急诏时任两江总督的心腹重臣曾国藩出任直隶总督。

　　曾国藩是靠咸丰年间借母丧在家守孝之机操办团练、扩充湘军镇压太平天国起义起家的，因保社稷有功，被咸丰帝授太子太保衔，并加封一等侯爵，在镇压农民起义中心毒手辣、**如麻，然治军有道，治家有方，尤其是他那在政治舞台上为惜身自保、从容应对险风恶浪的太极之术，至今仍被持有不同心态和怀有不同目的的人所推崇。然而，他的绝顶精明并未逃脱历史的戏弄。尽管他在直隶总督任上的两年零两个月中，凭他的理政才能和敬业精神，在整顿吏治、清肃军纪、清理狱讼、治河赈灾诸方面颇有作为，也曾一度受到朝野好评。但一宗“天津教案”则加速了他政治生涯的终结和寿终。他作为奉旨处置此案的朝廷一品大员，为息洋人之怒，慑于洋人之威，以斩首“乱党”20人、充军25人、赔银50万两的屈辱代价，在“镇压农民起义刽子手”的头上，又加上了一顶卖国求荣的“桂冠”。清廷为平息众怒，只好舍车保帅，立革其直隶总督之职。此后不久，他便因郁闷死于江宁（南京）。

　　曾国藩继任者李鸿章早年曾追随曾国藩一起镇压太平天国和捻军起义，于曾素有师生之谊，故总督府大堂门柱上有“一代名臣，曾前李后两师生”之联。

　　李鸿章的后半生中先后三次出任直隶总督，历时28年。此时的大清王朝内忧外患、千疮百孔，已走至穷途末路。而李鸿章的头衔却随大清帝国的衰败多到无以复加。最初的直隶总督的全称仅是“总督直隶等处地方，提督军务、粮饷、管理河道兼巡抚事”。而到李鸿章任总督时，总督的全称则变成了“总督宜隶等处地方，提督军务、粮饷，管理河道兼长芦盐场，兼任北洋三口通商大臣，兼巡抚事”，身上的头衔更达18种之多。就当时李鸿章负责的朝内事务而言，几乎把整个朝廷的大半都搬到了直隶总督府。李鸿章在朝中的位高权重，由此可见一斑。

　　与他的老师相比，尽管他任直隶总督的时间长得多，却少有建树。此间，他的主要精力并不在治理直隶，而是放在了以“北洋三口通商大臣”和“提督军务”的身份去斡旋外交、兴办洋务和组建北洋水师。而他手中的外交又只不过是“割地赔款、签约求和”的代名词。自他接替曾国藩处理“天津教案”起，一直到“马关条约”、“中俄密约”、“辛丑条约”的签订，时时处处都把他奉行的“不轻言战”、“一意主和”、“以羁縻为上”的外交理念诠释得淋漓尽致。历史赐他一顶“卖国贼”的帽子也算是论“功”行“赏”了。

　　诚然，秉公而论，把丧权辱国的责任完全让李鸿章一人承担，也着实地有点委屈了他。落后要挨打，弱国无外交，这是亘古不变的真理。战争毕竟是交战双方实力的对话。外交的软弱所折射的是国虚兵疲。无论是曾国藩、李鸿章或是再换一个什么别的人，没有强国精兵、坚船利炮做后盾，外交谈判中难免总是底气不足，更何况多数情况下他们都是在遵旨行事。但我不由得又想，落后就要挨打，挨打就要屈膝投降么？为了不挨打就必须去当亡国奴么？当了亡国奴就不再挨打了么？一个有四万万人口的泱泱大国，是几个“黄毛子”能轻易地灭亡得了的么？我们抗日战争的胜利、抗美援朝的凯旋，不是中华民族抵御外侵、以弱胜强最好的经典之作么！人总是要有点精神的。一个民族更总是要有点精神的。失去了做人的起码尊严，失去了一个民族自立的气节，终日视他人脸色行事，吞他人涎水苟生，实实在在是不如壮烈一番为好。

　　中国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在中华民族浩浩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一座座大城小邑都在无可奈何地演绎着自己的废兴。“南亘黄河、北吞大漠、五洲称雄”的一座总督衙署，随着大清帝国的人亡政息，已沉寂了近百年。漫步于已是人去院空的古衙，定睛已现老态的几株古槐，冷观着近年来一批批贪官的纷纷落马，回首从政近三十年走过的轨迹，我似乎又明白了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