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谢妈妈，让我成为一个更好的人

　　直到很多年后，如果有人问起，我也只能说：“是的，我会弹琴。”好像只是一个普通的技能，会游泳、会写字、会说英语……

　　会弹琴，这听上去并不是一件多么大不了的事情。

　　可惜一开始，妈妈并不是这么想的。

　　我生长在大西北沙漠边缘的油田小镇，从爷爷辈的第一代油田人建起它，到所有人在我十来岁时陆陆续续搬离，那里都是相同的模样。小镇自成一个“王国”，我和我所有的同学一样，在小镇医院出生，在小镇中间的幼儿园玩耍，然后从一样的小学读到高中毕业。

　　所有人似乎都互相认识。

　　“顾老师给她家姑娘买了钢琴”“人家慧子比贝贝小，都开始学琴了”……大概也就是这样的理由，足以支持妈妈做出“一定要让女儿学琴”这个决定。更何况，弹钢琴是多么“高贵”的一件事：“你看电视里，公主们在晚餐后总是坐在客厅的钢琴前面弹琴，穿着精致的大裙子，多美。”那年，《茜茜公主》的电影刚刚热播，存留在妈妈内心深处的公主梦，被描绘得倍加诱人，可在那个家里孩子还要为了吃饱饭而打架的年代，这些怎么可能实现呢?

　　“我还记得自己上中学时，就为了能摸一下音乐老师那架脚踏的风琴，每节课之前争着抢着要去帮老师抬琴。多按了一下，心中就能幸福好久!”琴键上满溢着妈妈少女时期的梦。

　　那年我四岁半，幼儿园肄业，被“夹带”进小学学前班，坐在小课桌前，脚还踩不到地面。妈妈29岁，和爸爸月工资加在一起也就两三百元，家里存款两三千，一架钢琴怎么说也要近万元。

　　妈妈说服爸爸，两人开始频繁地坐公共车去银川看琴，直线距离近100公里。那时候柏油路都还没修好，单程近四个小时，道路坑坑洼洼，路两边是连天的戈壁、露天煤矿和零零星星的土坯房。这条路在往后的日子里，我们又走过无数遍。

　　“我当年真喜欢那个一万二的苏联进口的钢琴啊，你爸就在旁边劝，说借的钱太多，家里还要存钱买冰箱电视，就太困难了。”妈妈说。

　　“我觉得我的琴已经很不错了。德国原厂的产线，晚几年就都国产了，远不如我的呢。”长大后我这样安慰妈妈。

　　“嗯……也行吧。”

　　钢琴搬回家的场景我还记得。春夏之交，窗外的阳光还蒙着春天连绵的沙尘暴过后的黄白色，爸爸和他七八个年轻的朋友轰轰闹闹地把一个巨大的、沉重的、被严严实实包裹的大家具抬上三楼。小小的家里围了很多人，包裹层层打开，黑色的钢琴漆在阳光下明晃晃的，刺人眼睛。

　　妈妈像是对着全世界宣布：“贝贝，这是你五岁的生日礼物。你以后要好好学，听见没?”

　　“嗯!”

　　后来我明白，永远不要轻易答应自己完全不了解的事情——即便当时明白又如何，我没有选择的权利。

　　随着钢琴搬进家门的，是一些铁律：所有作业必须在下午放学前完成，每晚七点到九点固定练琴两个小时。妈妈会坐在我的旁边，从开始的音阶，到每一首曲子的每一个音符和节拍，全程监督。中途只能上一次厕所，喝水一次，时间严格固定;弹错音会打手。从钢琴进门到我初中毕业，每天最少两小时，几乎全年无休，重大考试、比赛前，练琴时间会尽可能延长。

　　十年周而复始，一直到我考完业余十级的考试。许多孩子一路学到五六级就放弃了，他们曾是我妈妈买琴的动力。“这不过是一个兴趣爱好嘛!”他们会这样自我安慰，只有妈妈带着我，一路考到我能考的最高级。

　　“妈妈，为什么慧子她们都不学了，我还要学?”

　　“这是你答应我的。答应的事情就要做到。”

　　从90年代“学琴潮”开始，城市周末的大街小巷，太多太多的琴童在家长的带领下背着提琴(还好，没看到过背着钢琴的)和琴谱，像是去完成一项特殊的使命。

　　不乏如郎朗父亲一样的家长，带着儿子背井离乡，租住在北京的小破房子里，就是为了儿子能在中央音乐学院找“最好的音乐老师”，考音乐学院附小、附中，从此走向“钢琴家”之路。当然，郎朗只是个例。

　　“找个好老师，这太重要了!”作为高中老师的妈妈，从来就对此坚信不疑，“海顿教出了莫扎特，莫扎特教出了贝多芬。”

　　可小镇上会钢琴的成年人，也就是学校的三两个音乐老师，自己都远谈不上专业，怎么教小孩呢?只有去市里。百公里的土路，单程近四个小时。

　　银川的钢琴“专业课”每周一次，每次一小时。周日早晨七点整，妈妈拖着我坐上去市里的公交车，为了省钱，只买一个座位，客满的时候就一路抱着我。中午将近十二点到银川南门老汽车站，坐3块钱的人力三轮车，半个多小时到文化街的歌舞团大院，下午四点原路返回，晚上到家早已天黑。

　　冬天好冷，常常开始上课了，我的手仍像冻坏的胡萝卜，没有那么多时间用来浪费，手指在僵硬的弹奏过程中才慢慢恢复知觉。连钢琴老师都有些不忍，倒杯热水让这对大风里来的母女俩先暖一暖。

　　夏天好闷，母女俩昏昏沉沉地挤在公车上，我满身都起了痱子。

　　我很羡慕那些住在离老师家不远的市里的孩子，“他们条件真好啊!”母女俩总是如此感叹。每当拉着妈妈的手走在银川宽阔的马路上，我总是什么都想要——一切都那么好看、那么新鲜，但到头来也什么都没买。妈妈的理由不容置疑：“学费一次50元，还有吃饭、来回车费，我们要把成本控制在一次100元以内。”偶尔路过鼓楼的新华书店我们会去看看书、琴谱和磁带，只有和钢琴相关的，妈妈才会额外通融。

　　很多年过去，在某个饭局上，有人说：“你知道以前马家滩有个疯女人，每周带着娃娃去银川学钢琴。简直是疯了。”

　　我和妈妈听了大笑不止，可是转过身去，我莫名地就想流眼泪。

　　因为学琴的成本太高，练琴就需要加倍努力。挨打变得很频繁。后来我还问过爸爸，你为什么从来不进卧室看我弹琴?你不喜欢吗?爸爸故作神秘地悄悄对我说：“太惨了，我实在是看不下去啊!”

　　伴随琴声的欢笑声寥寥无几，似乎这件“高贵”的兴趣爱好无法让任何一个人从中获得“轻松”与“喜乐”。常常伴随着的，是抽泣声和严厉的训斥声，每首曲子想过关都需要巨大付出。我被撕过琴谱，被打红过手，似乎还有几次被拉下琴凳……爸爸偶尔劝两声，但多半都是沉默的，他当然也“救”不了我，我知道。

　　有时候，妈妈也会很温柔——巴赫的曲子太难，考级又非要考，我学得太吃力，妈妈也会抱怨：“为什么会有人写出这么复杂又不好听的曲子。”两人一个音符一个音符地“读”，好不容易弹顺了，都会觉得如释重负。

　　在往后的很多年中，每当有人问我：“你喜欢弹琴吗?”“喜欢”这个答案就只是说给妈妈听的。

　　怎么会有小朋友喜欢这件枯燥、乏味又痛苦的事情呢?那时候的我着实难以理解。

　　爸爸妈妈不在家的时候，我会被反锁在家里，要完成当天的“任务”。有的时候只是锁一个晚上，寒暑假的时候会是一整个早晨或者下午。虽然寂寞，却是我难得的休闲时间。

　　在闭锁的空间里，我弹五分钟琴，转悠五分钟，翻翻童话书，和自己说说话。电视是不敢看的，因为电视机会热;玩具也没什么好玩，拆来拆去不过就是那么几个。

　　有那么一两个暑假，也有同学来找我，我没有钥匙出不去，她也进不来，两个小姑娘就坐在地上，隔着房门聊天。我不时看看表，提醒她：“你得回去了，我妈要回来了。”

　　来外婆家过暑假的表哥们也会来找我，但只是为了拿我爸妈的“小霸王红白机”——他们在门口求我偷出来给他们玩，我爬上卫生间的洗衣机，打开卫生间高高的小窗户，把游戏机盒子艰难地递给窗户外面叠罗汉的两个哥哥，然后羡慕地看着他们离开。

　　更多的时候，我只是趴在阳台的窗户上发呆，看着外面偶尔飞过的鸟，和更少的人从家门口像是废墟一样的荒地上经过。沙尘暴吹过的时候，闭上眼睛，我总感觉自己听到了海的浪涛声。“沙漠的尽头就是大海呢!”

　　我不止一次闭上眼睛，想象自己住在一栋海边的房子里，穿着公主的纱裙，听见真正的海浪拍打沙滩的声音。

　　每一次在亲戚和朋友面前的“表演”，都会出大大小小的差错，我很紧张，我讨厌弹琴给别人听。

　　每一次想要在小镇另一头的外婆家和表姐再多玩一分钟，都会被妈妈拉上自行车后座，满含着不舍和泪水离开。

　　每一次被钢琴老师指责曲子出错太多或不够熟练时，就像负担了某种沉重的罪名。离开老师家的那一刻，我知道无休止的责骂又要开始了。极少数时候，在课上受到了夸奖，我总是小心翼翼地观察妈妈的表情，如果老师关上门后，妈妈说：“今天还不错，但老师说的其他问题，你还是要注意……”这才代表我真的可以露出轻松的表情了。

　　想来，这个过程我们都很辛苦，可哪儿有什么东西是可以轻松获得的呢?

　　“疯女人带着娃娃去银川学琴”的故事延续了五年，我家终于搬到了银川。考过六级，妈妈再也认不清愈发复杂的五线谱，我也不再需要她从头盯着我弹到尾。八级的曲子很好听，九级好难，十级我不太有把握……这些问题随着初中青春期的叛逆变得非常模糊。

　　忽然有一天，钢琴老师在妈妈数次征询意见之后，明确地说：“这孩子不适合搞钢琴专业!”

　　“太让我失望了!我觉得自己过去近十年的重心完全放错了位置。”妈妈无比惋惜，“女孩子学个艺术，多好!又轻松又温柔!”

　　我的手太小，即便付出比正常孩子多达数倍的努力，同样的曲子我依旧弹得非常吃力。“肖邦的九度都够不到，怎么学专业的?”这是我的“硬伤”。妈妈一直忽略了这一点，最终我偏离了她的规划——上音乐学院附中、考上北京或者上海音乐学院钢琴表演系——那样的话，既不像妈妈学理科那么辛苦，又不像爸爸学文科那么枯燥。

　　我在妈妈的失望中“仓皇”地读了高中。不记得从哪一天开始，钢琴课也就这么停了。

　　高一时，一次我有机会在全校同学面前弹《悲怆》。下面很吵，所有人几乎都在聊天，对于我的曲子似乎毫无兴趣。我记得自己还化了妆，一直很紧张，感觉每一双眼睛都在批评自己，感觉总有某一个乐句我没有处理好。这种感觉很糟糕。

　　事实上，那天难得地没有出错。

　　后来的故事大概是这样的——

　　“妈妈，我发现学校的钢琴放在什么地方了!竟然在一个阶梯教室里面，晚上偷偷去弹琴，合唱团的师姐问我，要不要来合唱团当钢伴，我想去呢!”

　　“妈妈，学校钢琴比赛，我进复赛啦。”

　　“妈妈，钢琴比赛我被刷掉了……有个师姐弹了肖邦那首特别难的练习曲，好好听啊!”

　　“妈妈，我在教会当了司琴。有人在教堂结婚，我弹了婚礼进行曲!”

　　……

　　“妈妈，公司附近的琴房都好远，我好久没去了。”

　　“妈妈，我想弹琴。”

　　在我意识不到的某一年的某一刻，我忽然和以前的生活和解了。

　　我无比感激童年的每一首钢琴曲的学习——从维也纳古典乐派到浪漫主义，让我在往后学习文学、艺术、历史中，不断彼此影响和融通;感激童年无数枯燥乏味的练习，让所有的技巧成为我的肢体与记忆不可磨灭的一部分;感激那些独自在家的日子，让我早早地不那么惧怕孤独和别离，并在往后的生活中一直充满浪漫与幻想。

　　这种和解，或许也像我当初学琴一样，是无可选择的。可不和解又能怎样?我完全没法想象，抛弃了这段童年——或者说几乎是整个童年的全部——我会是什么样子。

　　当我如此向妈妈“告白”的时候，她只是说：“小时候管你弹琴管得太严了，我现在都觉得自己好傻。你会不会怪我?”

　　大学毕业到北京工作，我租的房子里一直没有钢琴。

　　在过去的两年中，我只学会了一两首新曲子，是趁每年回家的那几天，断断续续学的。旧钢琴一直摆在新家的书房里，上面铺着雪白的蕾丝花布，琴身依旧闪着耀眼的黑色的光芒。

　　我最后一次给外婆弹琴是大一的暑假，我弹了德彪西的《月光》，外婆说：“真好听，好温柔啊!”那时候她正饱受癌症的煎熬。

　　我忘记最后一次弹琴给爸爸听是什么时候，大概去香港读书前，和他在厨房做饭的时候，我忽然跑回书房弹了我新学的曲子。厨房开着油烟机，我想他未必能听得到。

　　写这篇文章之前，我视频“采访”了妈妈，母女俩还没讲多久，眼泪就流了下来，这是我自己不管怎样都没法解释和安抚的情绪。

　　我快29岁了。如果我有一个女儿，我想自己未必能有勇气和毅力像妈妈这样，付出自己人生中最重要的十年，日复一日地为女儿的一个“兴趣”辛苦奔波。

　　在视频里我数次想对她说：这么多年过去，我明白，自己最终收获的，远比曾经付出的多。感谢妈妈让我成为一个更好的人。

　　话刚到嘴边，我就哽咽了。(文/沈泽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