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三八妇女节”

母亲的一生中很少有过真正意义上的节日，春节中秋，母亲不过是全家人的勤劳而又体贴的“保姆”而已。至于“三八”节，身为农妇的母亲更是“身在节中不知节”了。但据父亲讲，母亲也曾经有过一次刻骨铭心的“三八妇女节”。

那还是大集体的年代，母亲在生产队劳动。虽然她个头不高，身材也比较单薄，但干起活来丝毫不比那些身强力壮的妇女逊色。那时我家生活十分困难，父母上有长年患病的祖父母需要赡养，下有我们五个嗷嗷待哺的儿女。父亲是个民办教师，每月工资没几个钱。用母亲的话来说，不拼死拼活地干，拿什么养活全家老小啊。每天一开工，母亲总是重活累活抢着干，别人干活或是偷偷懒，或者悄悄地做点私活，母亲从来不。她不仅劳动积极，思想也好，对集体的事就像对家里的事儿一样上心。谁家有难事，母亲也都有求必应，对队里的两个“五保户”，母亲更是经常前去照料。可不知为什么，队里每年评“先进工作者”、“三八红旗手”什么的，都没有母亲的份。这些荣誉不是被大队书记的夫人拿去，就是由队长老婆“挂冠”，尽管她们在劳动时“嘴勤身子懒”。队里的妇女们为此都愤愤不平，但母亲总是笑笑说：“我只要能挣到工分养家，别的我不稀罕。”话虽这么说，可母亲心里一直有个疙瘩。然而纠结归纠结，母亲一上工，还是照样拼命干，乐于助人。

母亲的勤奋善良终于感动了“上苍”。1976年3月，大队又一次评选“三八红旗手”，妇女们个个直言：“这回轮也轮到秀玲（我母亲的小名）了，再不评她，说不过去。”妇女主任听了大伙的意见，感到这次也应该在普通群众中挑选一个，于是就把母亲的名字报了上去。两天后，妇女主任一本正经地通知我母亲：被选上了，后天去公社，戴大红花。母亲苍老的脸上那几天一直挂着笑容。父亲说，去开会一定要穿件新衣裳。母亲的衣服都是补丁打着补丁，没有一件像样的服装。可哪有钱买新衣啊。父亲说，把我那辆自行车卖了吧。母亲连连摆手：“不行不行，你学校离家那么远，没辆车每天上下班多不方便啊。”父亲说：“我以后起点早贪点黑就行了，这是你好不容易获得的荣誉，得穿件像样的衣服去领奖才行。”

第二天一早，父亲将自行车擦洗干净后推到邻居宗铁匠家。宗铁匠对我家这辆大半新的自行车心仪已久，几次和我父亲谈起想买这车，父亲一直没舍得卖。现在见我父亲主动要将自行车卖给他，宗铁匠高兴得不得了，二话没说，掏出现金就给父亲。父亲拿了钱回家便拽了母亲去供销社。他俩挑选了一件蓝格子春秋衫，还剩十几块钱，父亲让母亲再买一条裤子，可她坚决不同意：“还要过日子呢，这些钱留着家用吧。”见母亲执意不肯，父亲没办法，只得回家。晚上，我们吵着要母亲穿上新衣给我们看，母亲就试穿了。父亲乐呵呵地说：“你们看你妈穿上好衣服，多年轻多漂亮啊！”母亲嗔了一句：“就你嘴贫。”红艳艳的脸庞却犹如花儿盛开了一般。

“三八”节那天，母亲穿着新衣高高兴兴地出了门。然而晚上回来时，身上的新衣服却不见了。父亲一再追问，母亲只是轻轻地叹了一口气。原来，开会时她和一位姑娘坐在一起，谈得熟悉了，得知姑娘的父亲患了重病，无钱治疗，只好躺在家里。母亲心善，她把袋中昨天买衣服剩下的钱全部塞给了这个姑娘，看姑娘衣着褴褛，又把自己的新衣脱下来送给她穿。听了母亲的叙说，父亲责怪她：“你把钱给她就算了，新衣服怎么也给她呢？”母亲认真地说：“人家大闺女穿那么破旧，怎好意思上台领奖？我一个老婆子穿得差点没人笑话。”

后来我们长大了，每到“三八妇女节”这天，父亲总喜欢给我们讲这段往事。而母亲在一旁听着听着，笑意又流泻在她那布满皱纹的脸上。从母亲的微笑里我们读到了，那个“三八”节是母亲最幸福的一天。而我们善良淳朴、乐于助人的母亲，即使没有穿着新衣服上台领奖，但她也是我们心中最美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