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当民办教师

老师，这是千千万万人写过，并将还有千千万万人继续写的话题。我当老师，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在农村生产大队当过一年的民办教师。

其实，我当老师那真是偶然，那时的农业劳动实在太累太苦，我读书时，父亲一直主张我以后当个老师。在我刚刚进入初中时，他就给我规划人生，说初中毕业去考师范，毕业做个小学老师。他还说，当老师一年有两个假，最热天最冷天都放假在家。父亲的愿望没等到我初中毕业就破灭了，因为“文革”开始学校不上课了。尽管后来学校开学继续上课，那也没学到什么真东西。

1970年夏，我高中毕业了。毕业就等于学业到顶，再也没有学上了。上大学要贫下中农推荐，那怎么会轮到我呢？我只有回到生产队参加劳动。我记得最清楚的是，我们刚毕业时，句容农机修造厂在大量招工，其中有一条：可在应届毕业生中选拔。我多么希望大队能给我这一千载难逢的机会呀，可惜没有给我。我的许多同学都进厂当了工人，那时我难过极了。公社组织去亭子公社西社大队灭螺，我牙一咬参加了。梅雨季节的宝华山里，潮湿闷热空气都能挤出水来，我和全大队的几十个人就睡在那个山顶小学教室的地上。每人自带蚊帐，地上铺着草席。白天到山脚下把草皮翻过来，说要灭掉钉螺，以防血吸虫病，晚上就睡在潮湿的地上。在这一环境下，我们村上有几个人病倒了，紧接着我堂哥也病了。这病也奇怪，全身软绵绵的像是没有骨头，几个男人拉不起一个人。那时我刚走出学校门，身体比较虚弱，一下也病倒了。

父亲得知我病了，很快就替我去灭螺。我和村上几个人一同回家，当时我的情绪低落到了极点，感到前途一片灰暗。事也巧，大队的小学校正缺一名老师，大队干部开会研究，把全大队的高中生排了排认为我是最合适的人选。就这样，我被调到小学校当了一名民办老师。其实，我当民办老师并不是我的水平高，也不是我的能力强，主要是我的父母人缘好，为人诚实厚道。大队书记说，父母诚实厚道孩子也一定不坏，看到我也是一副老实样。就这样，我顺利地当上了民办老师。

我们这所小学共有3名老师，一名公办老师，他年纪最大，三十多了，学校工作由他负责。另一名是已干了七、八年的教师，他也是民办老师。公办老师的工资由国家全额发放，每月40多元，民办老师每月8元的补贴，另外大队补发工分，星期天要自己去生产队做工拿工分。我是新进的老师，开始教一二年级，三四年级由那位民办老师教，五六年级则由公办老师教。两个年级在一个教室，我先给一年级上课二年级预习，给二年级上课让一年级做作业，两个年级轮流替换。只有体育、音乐、美术，这三门课是合并一起上，体育课无非是做做游戏跳跳绳，音乐课是一起唱唱歌，都是一些语录歌，美术是一起画画。

这样的老师生活，我过了一年。后来，大队支部改选，大队原会计当书记了，大队会计没人干了。支部研究决定把我从学校调出当大队会计，让一位知青来接替我。我的民办教师生涯就这样结束了，虽然不当老师了，但那段当教师的经历却深深地印刻在我的脑海，直到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