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知青小囡童月莲

　　作者:清心客

　　童月莲，小名小囡，曾被我们叫过“地主婆”。《半夜鸡叫》的木偶剧我们都看过，初见到她，我们一下子不约而同就会想到了剧中的木偶地主婆，矮矮的胖胖的，圆圆的脸细细的眼睛，走起路来一摆一摆。当然这个外号太损了点，偶尔叫叫而已，如在打闹时，在吵架时，一般我们还是热情地叫她小童。甚至那次聚会，虽然也老了，我们还都叫她小童。

　　那时，每次我碰到她就要跟她开玩笑，说，小童，今朝“轰”杜来佛，冷来佛，意思是今天风好大好冷。她是浦东人，她们话里的“唇齿音”，像风啊福啊都读不出的，把风读作“轰”，把福作“嚯”，像现在恭维对方时讲，侬“嚯气”好嘞。她这个口音一直没怎么变，只是有时话里掺了些点东北口音，更是南腔北调，听着有趣。

　　那年我们离开家乡去广阔天地插队落户，坐火车到了塔河，再去漠河的路上，坐着的军用卡车没有篷，一路上不说那个遭罪，冷呀、颠呀、腰酸背疼，最难堪的最受不了的还是憋尿。待下车方便后，就是这个小童，哭着闹着要回家，怎么也不肯再上车，弄得带队的和护送的干部哄了她老半天才继续赶路。

　　她是我们知青中年龄比较小的一个。当时我们看着她还透着娃娃样的稚气小圆脸，都有点悲愤了，诅咒上山下乡政策诅咒那场运动。你想想， 她们这一届刚读完小学，66年上中学就开始文革，3年没上过课，69年就初中毕业了，就变成知青，就跟着我们一伙离家万里远赴边疆了。她们这批人的年龄，那时真还刚到16周岁，也叫知识青年，真有点奇了怪了冤了。

　　一到异乡他处，我们每个人都各自绞尽脑汁写信、寄信，欲向家里，父母兄弟，亲戚好友，把到的地方和这里的情况及自己的想法和现状告知告慰他们。有的人写得轻松些，有的人就写得费劲些，但都是自己想的事儿，自己操的笔。可是小童终究还是来找的我，说，老大哥，帮我写写吧，我不太会写，谢谢你好伐。我看着她愁苦还透着无奈的样子，像小学生遇到问题战战兢兢找到老师。她交给我揉得很皱的信纸信封，信封已经写好了收信人的地址和姓名。我说，信封不是写好了么，写得很好呀，她说不是她写的，是她叔叔写的。收信人是她父亲，地址是她家，可见她父母也都不会写字。

　　我让她给我讲，写什么事写什么话，她眯笑着眼睛，扭扭捏捏地说，你写么你自己看着写么。我只好按一般家信的口吻替她写好了信。写完内容，给她署名，我问她，你的小名叫什么，她不知道什么小名大名，我只好说你父母在家叫你什么，小囡，她说。我说，小囡多去了，上海人叫小孩都叫小囡，还叫你什么?她说，“明莲”，我说好，就署上“小囡明莲”。我就这样写好了她的信。完了，我不忘让她拿出信封，写下我们所在地的详细地址。她高高兴兴拿回宿舍，一会儿又来，要我帮她寄信，我说寄信简单，到公社邮电局，往邮筒里一扔就行。她不解，怎么扔进去信就会走了。她交给我她封好的信，让我带，又拿出钱。“贴一张邮票8分，寄一寄信又8分，总共1角6分，对不”，她自信地说，并点好1角6分钱递给了我。我笑了笑说，你年龄不到18岁，寄信的钱是不要的，贴张邮票就可以了。

　　我当时心里在想，就像小囡一样的小童也和我们这批人一起到这种地方来，真是像家乡家长们说的“作孽”。她和她们这批人今后将如何面临她们的生活前景呵，她们的父母如果知道这种情况，该是怎样的一种心情啊。其实我真是杞人忧天，况且还自己还不知道该怎样面对现实呢!

　　冬天，这里奇冷，屋子炉膛里的柈子是不能断的，要不断地添加，一冬需要多多少少的柈子啊。我们都要学会截柈子和劈柈子，每个人都要动手，尤其青年房子建好，分开住后更要自己动手了。小童和她们屋子的女生对着一堆队里派人拉来的木头柈子，只有自己动手了。她们将木轱辘柈子费好大劲抬上架子，一人一头，握着长长的大锯，一推一收，一顿饭的功夫都截不下一段来。人家用这点时间可以将一爬犁的木轱辘都截好。待劈材了，木轱辘竖在地上，她们一斧头下去，不知砍在哪儿，连树皮也没檫着。这样一冬又一冬，我估摸着，她们都是求人帮整的劈柴。

　　漫长的冬天是难熬的，尤其第一年来这里就要渡过一个酷寒的冬天。我们很多人对怎样过冬还没什么经验，很多冬天需要注意的方面都还不甚了解不甚理解，像预防冻坏手脚脸皮肤，怎样穿着才行，一旦冻着了怎么应对，老乡给你提醒了，还得碰着照着做，不拍麻烦。我们有的青年就不知道冷的厉害，往往脚呀手呀，没按当地的习惯，穿着的鞋以为棉的合脚就行，殊不知要大，要蒙毛巾，要垫满乌拉草，手套绝不能戴分指手套，以为做事方便，却不知一到野外根本无济于事，非得大棉手套不可。所以，有的人第一年，没干什么活就冻坏了脸或手脚。小童就是其中一个。

　　那时她洗好了衣服，没戴手套就走出门外倒水，返回时，手还湿着呢，就去拉门上的铁把手，结果，牢牢地粘住了，手指与门把手连在了一起，她急于脱开，结果把三个手指的皮都揭掉了。她哇哇哇地又一阵哭。我们来在食堂吃饭的时候，见到她手上缠着纱布，知道的。问她时，还眼泪汪汪的，很晦气，很委屈的样子。

　　幸好，我们的劳动虽然沉重、艰苦，但都是男人们的事，女人就不那么吃累吃苦了。那地方，全东北，全北方好像都一样，男的主外，女的主内，成了家的女人基本上不出门参加劳动，那些小姑娘参加队里劳动，队上只给她们干些轻便容易的不累不脏不苦的活儿，只是工分给得少点。如在地窖里拣拣土豆，在屋里剥个荨麻，帮拉粪的耘耘马粪，锄锄麦地，搂搂草片子等。那个时候是集体经济，集体劳动集体分配，多劳多得而已，所以妇女们干活，有时候在一起，轻轻松松，愉愉快快反倒开心，磨磨洋工手脚慢点也能混得过去。我们女知青们当然也一样，而且还很受老乡欢迎，一点没都有要争夺他们的地、他们的粮、他们的集体财产想法。她们一边劳动一边聊天，女知青叽叽喳喳，话多事多，给她们或他们讲城市里的事，讲外面的事，讲见到的事，讲穿讲吃讲男的讲女的这个那个，都是新鲜的。原本憨厚老实的小童也会活跃起来，对别人说的话，赞同了说，“是啦咯”，对别人笑话她，回一句， “柴气”，人家在她后面叫了一声，就说“辣么桑头来一嗓，瞎煞我了”。一口浦东土话，听得那些老乡云里雾里，都说，上海话有这样讲的还有那样讲的，真难懂!

　　我们知青有个食堂，起先老乡帮我们做做，馒头啦，土豆汤啦，茬子粥啦，后来这些都自己能做，就让会做的愿意做的去做，队里一样记着工。，所以，知青们就比较轻松，至少吃的不要自己张罗不要自己操心，省下多少事呀，尤其女的更是无后顾之忧，劳动又不苦，又不需像村里其他妇女一样要操心烧肺，还好过日子。看来小童这样的女孩子，在这里并没有想象中那样难以度日。

　　我们不知不觉在恍恍惚惚中度过了好几个年头了。有时我们会忽然感觉到，我们在长成在长老。虽然已经习惯了当地的环境和习俗，而且在生活和劳动方面都已不成问题，但有时不免会暗暗地盘算着，计划着自己的未来，或者焦虑着、担忧着自己的前景。我们中逐步逐步地已有离开的，有上学的，上调的，当兵的，按政策返城的，投奔外地亲戚的，很多，而且一年一年的增多。待我离开那地方时，每天跟着一起干活的没多少个我们的一起下乡的人了，我们一个村里，50几个知青，待大返城时实际上也已不足20人。

　　留下的青年们上述几种情况哪条都合不上，只有扎根只有安家，于是，相互寻找搭配相互共建家园。落单的，也没问题，知青们，无论男的女的，一个个都是大城市出来的，在边远闭塞的地方上的人看来，都觉得有那种神圣、神奇以至向往，那么和这些人相伴，远比那些本土本长、几辈几代冬伐夏耕的农民强多了吧，那肯定是捡着的好事。这样男的娶女知青的，女的嫁男知青的，不少，而且，这些男青年女青年还都是当地村里的佼佼者，而且后来也证明他们或她们的想法，不管是知青也好当地青年也好，都是的正确选择、而且都是不错的选择。

　　小童也成人了，不再是“小囡”了。由于这里漫长的冬天及充足的白面土豆大豆，让我们南方城市来的青年大都积攒了脂肪，变得壮实丰润。小童本来就矮胖，如今是丰满敦实，本来稚气而圆圆的脸，让肉充垫得激鼓鼓的，更像木偶剧中的“地主婆”了。她彻底地成熟了、老成了，有时候对你说起话来也一板一板的，浦东话里搭着北方话，或者北方话里夹杂着浦东话，一点都不甘示弱的样子。小童再也不是当年的小囡了。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小童当然也有所思的。宿舍里，睡一个炕上的女伴们，在谈心聊天时，常说到男女间的事，评这个论那个，好与不好，能搭不能搭，有知青，也有当地青年，总之都是她们眼前的事。同室中有的已有了搭伴，或已物色了搭伴的，对小童说感觉谈体会论感想，介绍经验发表心得。小童眼界开了心灵通了，比起受自己家里父母兄妹的教育恐怕还深还全。

　　她们议论起村里跟知青们很熟的民兵排长金柱，蛮神气的一个，干干净净，去年去关里领回来个姑娘，长得不咋地不说，脾气还怪，还生了个死孩子，两口子一直闹闹叽叽的，日子真不好过，她们都为他惋惜，想这么好一个人为啥不找她们这些女知青呢?这时就她们都要夸金柱的弟弟金贵了，和同室的“阿妹”好上后，结了婚。她们太羡慕他俩了。阿妹和小童同岁，也是一个看上去很稚气的女孩，但却是知青中最早结婚的一个。现在人家也不出去干累活脏活，在家看看院子，做做饭就行了，人家当地青年金贵有劳动治家的本事，能干着呢，里里外外，啥都能弄得妥妥贴贴的，小日子过得舒坦。还是嫁当地青年好，比起知青，没那能耐，不能过好日子，小童心里有了想法。

　　可是村里的当地青年也不多，家里有点条件的，只能按当地传统的办法，去关里领回姑娘来，待过一辈子。他们大部分，对女知青都没有信心，别说主动来找了，哪像金贵，那是给阿妹遇上了。

　　小童确实成熟了不少，在农村这个社会可真学了不少东西、道理。在一起的集体劳动，集体生活中，如外出修路，外出打草，外出播种，收割，下场子，农民老乡老的少的还有知青们，大家无话不说，无话不谈，不管好的坏的，进步的落后的，现在的以前的，有理的没理的，咸的淡的，荤的素的。高尔基说社会是所大学，一点不错，而农村社会更是一所全科大学。学校里学不了什么知识，家里更接受不到这样那样的道理和五花八门的东西。原来这么幼稚这么无知的小囡，现在真的要刮目相看了，她再也不是个思想贫瘠的小姑娘，而是个精神饱满的大姑娘了，内心富有得真像个“地主婆” 了。

　　小童决定主动出击。于是她开始一家一家串门。

　　我们漠河，那时没有北极村的说法，就是漠河公社漠河大队，当然还有其他大队，那就远了去了，像北红大队，洛古河大队，到那里坐马车、马爬犁都得要一天时间。我们漠河大队下有三个生产队也就是三个自然村，分别叫老街基、新街基、小街基，漠河公社被三个村子围着。三个村子都有我们知青，三个村子相互间有割不断的关系，当地的，有的是亲戚关系的，有姻属关系的，也有朋友关系的，我们知青也一样，爱走动的，相互串门，联络。过了几年后知青离开的多了，他们走动更频繁了，不外乎相互找对象的。几十年后我们在上海聚会时，就见到不少其他村的知青和老乡，他们都是夫妇了。

　　小童串门不限于本村，三个村子都串，要不说她成熟了呢，我在那的时候也不会多串门的，不太熟。小童串门的当然都是认识的人家，虽然也有不太熟的，但总是一个村或一个地方的，她认为没什么关系的，人家不会嫌的。那时女的反正闲的时间多，尤其是冬天，好多活儿她们都干不了。小童串门的对象是家有男青年的。家庭应该是比较好的，还要有条件接受她的。

　　我们那里的各家各户都是这样的格局，木刻楞房子一栋，用木条篱笆围起个大院子，种菜圈猪圈羊圈鸡，堆埋柈子。院子收拾得整洁不整洁，就可以看出这家人日子过得咋样了。院子门可以随便推进去，到房前，就得招唤了，或敲敲窗户，敲敲门玻璃，叫谁谁在吗。听到唤声，都会开门，不管认识不认识。她嘴很甜，大娘大爷的叫，加上一张娃娃脸，人家都很欢迎她。虽然北方话不太流利，夹杂着很重浦东腔的北方话，但人家还很喜欢和她交流。她问这问那，唠家常似地，人家也不知她来的目的，不厌其烦地照实回答，待她走后人家也不知是干什么的，只当是串门。小童从这家串到那家，从这个村串到那个村，觉得没有什么像金贵那样合适的，不是人不咋的，就是家不得劲。

　　那时我们那里跟其他农村都一样，男的过20，都开始张罗找媳妇了，所以适龄男青年少了。小童觉得考虑得太晚了，不像“阿妹”，那真正叫做勇敢。因为那时，和我们一起下乡的干部还在，怕我们还太年轻，怕我们犯错，怕我们被伤害，怕我们吃亏，总之他们像管学生一样管着我们。当时阿妹还小，不到20岁和金贵谈对象，他们就劝阻她，批评她，可人家阿妹根本不听他们的，他们还没全撤走，就住到金贵家里去了，我们虽然有时鄙视她，甚至背后说她不要脸，后来想想，既然插队落户了，还什么穷讲究穷规矩，人家也是一种活法，还活得比其他人自在着呢。当然后来，大返城了，因和当地人结婚而没法返城的，多少有点遗憾和失落感。

　　还是阿妹给她出了个主意，说村里的马万柱，也不小了，家里虽然差点，但人还行，可以考虑的。

　　万柱我们知道，和我们常在一起干活的那个当地青年，我们叫他卷毛，是属于机灵精干，善于接触的人。个子不太高，黑黑瘦瘦，但也算敦实。脸不难看，眼珠有点黄，一头的卷发，不是个二毛子，就是个三毛子，不是像金贵那样爱干净整洁，招女孩子喜欢的那种，纯一个北方乡土青年，人嘛还是蛮不错的。

　　他家小童去过，家境真不怎样，家里乱糟糟的，还有股不干不净的味道。他父亲纯一个干瘪老头，在队里不是个很能干活的人。他母亲有点痴呆，只能机械地做些动作，根本没有劳动能力。一个哥哥叫万宝，有点残，长得很僵，木木呆呆的，眼睛有点儿斜，看人总是像盯着你似的，不会转动眼珠，劳动肯定不行的，手无缚鸡之力，队里照顾他，让他当了记工员和保管，夹了个记工本，哪儿活完了，干活的都会围着他向他报工。这一带不知什么原因都叫他“县长、县长”，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从不正经叫他名字，都这么调笑他。他还有个弟弟，有点小混子的样子，十二、三岁，就跟我们一起劳动了，打草搂个草片子哪，捆个麦个子啦，场子上砍砍道啦，砍砍树丫子。那时农村也没个童工说。

　　小童听了阿妹讲了这个万柱之后，思来想去，觉得可以。他们家条件差点，但万柱人还不错。她决定试试。

　　他没去万柱家，而是让阿妹把他叫过来。万柱到了小童他们宿舍，不知道干什么，还喜啦哈的，说什么事，要他帮啥忙。小童小眼珠子一瞪，说，以为叫你来就要帮忙啊?侬迭只这浮尸。万柱说，“地主婆”大人，什么“否事”，说吧。正经点，小童眯笑着, 让他坐到炕桌边上，说，侬迭只“地主”， 侬就当“地主”。

　　万柱摸不着头脑，什么地主不地主的，好奇地看着小童。

　　侬戆啊，“地主婆”的老公呀。小童北方话夹着浦东话，万柱愣是还没有听懂。小童看他种楞呆呆的样儿，继续说，

　　我你轧个对象，你看好伐。

　　什么“轧对象”，谁?

　　侬真是只“戆棺材，轧对象”也不懂?跟我呀!

　　万柱这下懂了，戆棺材是昵称他，轧对象就是处对象呗。和她处对象，太好了呀，简直是天下掉下馅饼!万柱激动得不知怎么好，倒有点不自在起来，说实在，他活到现在还没有这么不自在过，正确地说还没有过这么大的喜事呢!他是谁呀，他家怎么个样啊，如果没有这个馅饼，他还不知道怎样能找到媳妇呢!

　　后来万柱把他和小童是怎么处的对象的细节告诉了要好的伙伴。“地主婆”要嫁“地主”的故事就在我们老街基传开。我们见到他们，“地主婆、地主”的叫得欢，小童要追打我们，可卷毛万柱听到这样叫，反而感到高兴。

　　小童就这么和卷毛万柱处了对象，这在我们村里无疑像扔了个**，我们对小童的行为真是刮目相看。这个姑娘，算得上是勇敢大胆，是步阿妹后又一个创举。后来，她们的事行为被加油点醋无端拔高地当作知青扎根农村和贫下中农相结合的典型，登在了两地的报纸上。如果没有名姓和地点，谁也不会认为说的是她们。

　　现在村里的人们开始觉得，知青和他们距离近了，觉得偏僻的小山村和大上海距离近了，落后和先进近了，落后与文明近了。村里的那些本地男女青年个个蠢蠢欲动，个个虎视眈眈，对村里的甚至邻村的知青数了又数，点了又点，细细地盘算着，计划着。后来在我们漠河的几个村，当地青年和知青结合的还真不少，而且过得都挺好，并没有出现过“孽债”那样的事。这是后话。

　　万柱他哥哥万宝，我们的记工员和保管员，更是神神呆呆的，见到女知青更是直了眼了，而且更不会转眼珠子了。我们去那儿报工分领东西，见他盯着谁，我们就说，怎么样，看中了吧，给你拉个拉个。我们逗他，他傻笑，于是他对我们特别照顾，特别地好说话。年底分红，我们分得的钱比能干的老乡差不了多少，让他们非常纳闷。

　　小童和万柱事定下以后，他们去了趟上海，小童她父母要他们回去的，起先万柱不敢去，还是队长和村里的老人，还有万柱他父亲一定要他去，而且要他体体面面地去，让他好好整整模样。他们一起到供销社买了新衣服，式样是土了点，但干净整洁。头发让阿妹给修了修抹了点油，嗨，卷卷的，像个洋人，还有点真神气。

　　他俩大包小包，坐汽车，坐火车换火车去上海。万柱是第一次出远门，第一次坐火车，又紧张又新奇。到了塔河火车站，是小童买的火票，检票上车，一副很老练的样子。她回家过两次，知道怎样走，怎样签票换车，万柱只要扛着所有的行李紧跟着她不走开走丢就行。两人就这样，回到了小童的家。小童家在上海郊区浦东的一个小镇上，那时镇不大，镇上的人也都是世代本土的，都是熟面孔，哪家哪户差不多互相都知悉，看着小童回来了，带着个卷卷头发，微黄的眼珠，像洋人一样的男人回家，着实吃惊不小，甚至以为出洋归来。这个童家娃娃样的明莲真让镇上的人稀奇了一阵。小童的父母见女儿女婿回来，虽然是知道的，但见了面仍很惊诧。万柱一口北方话，他父母听得懂，不仅说得好听，话里的内容也讨他们欢喜，很有礼貌，很懂客气，相信是个好女婿。可万柱半句也没听懂老丈人老丈母娘说的纯浦东话，全凭小童粗译给他听的。

　　小童嫁给了万柱后，住进了万柱家，万柱把家里里外外地收拾了一下，比原来整洁干净舒适得多了。万柱很勤快，拼命地挣工分，拼命地持家护家，小童在家也充当了主妇，有时真像个“地主婆”，她公婆大伯小叔子任由她差遣，都得从她，稍有不从，小眼睛一瞪，谁也不敢吱声。原来出了名的穷对付穷糊弄的万柱家，改头换面了。

　　我们真想不到，小童竟是个持家能手。更有让我们想不到的事还在后头，只是后来大返城了，我们一个个都离开了漠河，不知道小童其他让人意想不到的举止。我们也不知道留在漠河的其他知青人，是怎样维系他们往后的日子。

　　几十年后，我们曾经在黑龙江漠河插队的在沪知青，搞了个大聚会，那是我们下乡40周年的纪念日。想不到，童明莲也参加了，马万柱也一同来了。

　　几十年了，小童还有点原来的样子，只不过模样发了粗了，圆圆的红红的脸上多了皱纹和赘肉，纯一个福太太。

　　“地主婆”，当我一眼认出她来，这个外号随口而出，名姓一下子还真说不上来。“侬迭只腊棺材”， 听见我这么叫她，她高兴地回了话，还是她那个口语口音，上海浦东土话。

　　万柱见了我也是一阵由衷的激动，他比我在村里见到的模样变了许多，魁梧了不少，气质也变了，不再是土里土气的那种，纯一个城市老人。

　　我刚听说，他俩有四个女儿。这在我们同时代人里听也没有听说过，一般有两个孩子已经相当的稀奇了。我怀着惊异的口吻用上海话对她说：“侬本事杜勒啦，一记头养了四只凤凰”，我真是夸她能耐。

　　“杜啥，都是伊要养咯”，她有点谦意地指指万柱。

　　我说，有四个女婿孝敬着你，你是最有“嚯气的”。我说的是福气。我们这些人，有的还没有女婿或媳妇呢。她说，“嚯气、嚯气”，忙都忙煞了。万柱在一旁却喜滋滋。

　　我问小童和万柱，住哪儿，日子过得怎样，孩子都在哪儿，漠河怎样，什么时候回漠河，一连串的问题。从他俩的回答和介绍才知道她们也已回沪定居了。这时我的疑问更多了，怎么住，生活保障，四个女儿状况等等、等等。

　　渐渐、渐渐我知道了小童的底细，这个小童真是太不一般，太让人意想不到了。

　　结婚后小童在马家生了一个女儿，感到不满足，因为阿妹呀，还有村里其他人呀都有儿子，就再生，这一发不可收拾，一连又给万柱生三个女儿，一共四个，实在觉得不能再生了。那时没返城的知青有了新政策，当地都要给招工。小童想，四个孩子怎么办呀，不如让万柱去吧，反正都得靠他养。万柱这不又捡了个馅饼，从此就不再靠挣工分养家了，也不去凑分田到户的热闹。当一名乡里的事业工人多轻松多自在，月月开支，取暖的柴、煤，不用再操心，村里哪个能及得上，别说他那个得意劲了。

　　再说，我们的小童是城市插队青年，户口早早可以迁回城里老家，作为失业人员领失业金，吃低保，直至和城市其他人一样的领养老金。女儿随迁和不随迁的，在城里老家亲戚朋友的帮助照顾下，都有了工作，都找着了婆家，都有了下一代。万柱从事特殊工种，提前退休，嗨，拿着不算少的退休工资，跟着小童一起来到上海定居了，和小童一起享受着儿孙满堂的退休生活，你说他不是托着“地主婆”的福吗。

　　要说他俩的好事还有呢!浦东开发，小童老家拆迁。小童家住的是镇上的老房子，占的面积很大，足足给分了5套，她们家就兄妹俩，小童又有这么多的女儿，拿了3套，你说让不让我们在沪的其他插兄插姐们眼红。

　　当年哭着闹着要回家要回家的小囡童明珠，像《红旗谱》里的的朱老忠一样，赤身一人出关东去边疆，几十年后带着一大家子的人回来了，欢欢喜喜地过着她们幸福的退休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