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招工

文革后期，知青们陆续返城，我却仍然困守在山村，心中的那份凄惶难以言说。

那年秋天，据说是最后一批招工开始了，两个单位，一家钢厂，只招男的；一家化纤厂，男女都招，可是名单上都没有我。失望中我孤注一掷去找钢厂招工主管廖师傅（那时对人的尊称一律为“师傅”）。我哥大学毕业后分配到那个厂工作，是一位年轻的技术员。我以这个套近乎，希望廖师傅能看在和我哥同事的份上，将我招了去，我说自己愿意做一切的脏、苦、累活。

那天我是和男友一起去的。他早返城，非常理解我焦虑的心情。

廖师傅并不认识我哥，但还是认真倾听，说：我要请示领导，回去等消息吧。

接下来钢厂招工仍然没有我，意外的惊喜是化纤厂的名单里却有我，我如愿以偿地和同伴们一起参加体检。常规检查一项接一项地进行，那天做胸部拍片，当班的李医生说：你有肺结核。我怔住了，全身发抖。正当李医生准备填写报告单时，廖师傅进来了，他将手盖在体检单上，说，请你填正常！李医生不得不盖上了“无异常”的印章。

随后一切无异常。我们一伙即将启程，这其中有李医生的妹妹——一个老实巴交目不识丁的小村姑。后来，我和村姑成了朋友，她亲切地称我为姐，我常给她代写家书。她是单纯的，也是无辜的，当然不知道这一切。

我又见到了廖师傅。他关切地说，记得到医院复查，如果有病，早做治疗！我这才知道，钢厂不招女工，是廖师傅把我介绍给了化纤厂。

廖师傅说，我在镇上和医院做调查，你父亲口碑特好受人尊敬，被打成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委实不公。丫头，你也算是享用老人家积善积德的福份了。哦，听说你男友返城是你让的？

我莫名其妙，连忙分辩说，不是，不是！廖师傅说，没事，这都无所谓了。

其实，男友是凭他“知青文艺宣传队”的“履历”，在填表“特长”一栏时写上了“爱好文艺”而返城的，说我让的令我十分尴尬。

坐火车来到了单位，安顿下来后我去厂医院做胸部透视，结果“无异常”。不放心结论是否准确，又到地方医院复查，仍是无异常。我飞奔着跑到邮局给父母及男友打电话，告诉他们我没患肺结核。后来我咨询过医生，有人说可能是误诊，有人说不可能误诊。如果是后者，那么原因可能有二：一是李医生妹妹也在参招人中，为确保其入选，挤掉一个是一个；二是李和我父亲是同事，造反派，批斗我父亲他是得力干将。

一晃数十年过去了，被文革耽误了的我为了“挽回失去了的青春”，一直在努力奋发，直到退休后进入晚年得闲看一些知青题材的影视，怀旧情绪才一发不可收地泛滥起来。想起了我生命中的贵人廖师傅，想起他以自己的能力和智慧维护着正义，想起在那个没有阳光的透视室里，有一张大手瞬间压住了阴毒，让无助的我获取了生命的能量。可惜那时年轻的我只想加快奔跑而没有知恩图报，竟然连他的名字也没问！廖师傅而今您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