逮蚂蚱

　　三年前的夏末，老画家秦汝文来拍照，说想画点儿蚂蚱，得知我要回家，嘱咐我回家时帮他逮些来，好画画时参照。我一口答应了下来，心想，老家就不缺蚂蚱，纯属“小菜一碟”。
　　中元节回家上坟，离农忙还有一段时间。我去坡里、岭上转悠了一圈，费尽了“腿功”和“眼功”，却一只也没有逮着。问了一下四叔，四叔说：“野生的蚂蚱现在可稀罕了，都让灭草剂药杀了，基本上灭绝了，饭店里炸的那成盘的蚂蚱都是养殖的。”我遗憾之余，也感慨不已——我们现在吃的，哪一样不是“毒药”“喂”出来的？怨不得现在癌症这么“大众化普及”，人类早就从先害人再害己，到自残自毁自取灭亡了！
　　我回来后，倒是在刚搬的南坊新家，阳台外面的花圃草坪上，随意发现了几只尖头小蚂蚱。我用矿泉水瓶子装了交差。秦老师笑着说：“你怎么糊弄我？我要的可不是这么小的小蚂蚱，你自己养着玩吧。”中秋节我又去走老丈人家，专程到蒙山下的田地里去找蚂蚱，也只找到了十来只，两三个品种，基本重样儿的小蚂蚱。我知道秦老师不会喜欢，也用瓶子装了带回来，却发现一只也没有活下来，只好扔掉了。
　　记忆里的秋天，满坡满岭都是各种各样的庄稼，有果子、地瓜、苞米、秫秫、谷子、黄豆、红小豆、绿豆、芝麻等等。庄稼地里，从夏天起，就有大量蚂蚱在上面繁殖和生长。那时候蚂蚱也像庄稼一样，都是绿色的，到了秋天更是数也数不清。随着庄稼日渐成熟，蚂蚱的颜色，也随着庄稼的颜色，变换成了黄褐、灰白或者黄红，藏在庄稼棵上，或者叶子上，根本看不出来。只有受了惊吓，蹦起来或者飞起来，落下后才好找些。
　　说逮蚂蚱，其实不如说扑蚂蚱更贴切些。我们一般在庄稼地里插着空儿走，尽量避免踩坏或者碰坏了庄稼。顺着蚂蚱落下的方位悄声蹑脚地走过去，一眼不眨地盯着那个“落点儿”；每迈出一小步，就停一小会儿，避免发出任何声响；一旦走近了，瞅准了，就会张开一只手掌，悄悄、悄悄，慢慢、慢慢地靠近；在将要接近蚂蚱时，疾速地扑上去，一下子按住正要飞奔逃走的蚂蚱；小心地把手指头一个一个地松开，从乱庄稼叶子里头扒拉出蚂蚱，直到把蚂蚱捏在手里；用毛毛草从蚂蚱脖子底子穿进去，再从脖子上面穿出来，往上一撸，正好让毛毛给挡住了为止，这一个蚂蚱才算扑到手了。
　　我最喜欢扑的蚂蚱是“蹬蹬山”。蹬蹬山是“蚂蚱之王”，可以说是“蚂蚱中的战斗机”了。蹬蹬山头上长着一对细长的须子；须子后面是一对斜竖着的灰褐色的鼓鼓的带亮光的眼泡儿，永远也一眨不眨，从各个方向瞅去，都在直楞楞地瞪着你；一对宽大的翅膀，像两把护刀，紧紧地贴在肚皮上；蹬蹬山有六条腿，两个棒槌般的后大腿特别粗壮有力，两个后小腿上还有锋利的锯齿，前面四个小腿上也有成排的小锯齿，弹跳起来，一下子就蹦离了你的视线，紧接着展开翅膀，如同飞机一般，扑楞楞发着声响，从你身边飞走，钻进了很远的庄稼地里，你根本没办法追上，也很难再找到它了。所以一旦发现了蹬蹬山，你就得像慢镜头似的，小心翼翼地、悄无声息地、一寸一寸地接近它，也只有在十分把握的情况下，全神贯注，双手并用，以迅雷不及掩耳之速度，猛扑过去，才有希望抓到。抓的时候也要十分小心。蹬蹬山棒槌般的大腿，在你用力捏住时，它的身体会从两腿间的空隙里，在惯力作用下，直窜出去，你的手里也就只剩下后悔也来不及的两条腿或者一条腿了，这也就是所谓的“金蝉脱壳”之计吧。逃跑后的蹬蹬山，不久就会长出全新的大腿来。蹬蹬山小腿上，特别是后小腿上的锯齿十分锋利，一不小心就会被蹬破皮肤，抓出一排细小的伤口，还淌血脂，生疼，要格外小心。但因蹬蹬山个头大，却极具诱惑力，也就忘记了疼痛，来不及在乎了。
　　小时候，大人上坡干活，我们就跟着在田头地角玩。大人教我们扑蚂蚱，学会了也就上瘾。扑一个，穿一个，穿成一串，心里美滋滋的。穿得多了，拿不了，放在地上，又怕蚂蚱乱爬，挣开跑了。我们就交给大人，把成串的蚂蚱别在了苇笠上，找块石头来压着苇笠。太阳下山了，我们也该回家。大人就把扑来的成串的蚂蚱，搓根草绳，提溜搭挂地系在一起，只在苇笠上留了一串，说路上“听打鼓”。我就戴着大人已经不再需要了的苇笠。头小苇笠大，走起路来，一晃一晃的，时不时地要用手逮一下。受了惊吓的蚂蚱，都在头顶上活蹦乱窜，伸胳膊蹬腿儿的，就听着苇笠上开了锅似的，吧啦吧啦直响，还隔三差五地来几声咚、咚、咚！我心里明：那就是蹬蹬山的“棒槌”“敲”的，惹得我们开怀大笑。回家后用火烧了，或者放在铁勺子里用油炸，吃着可香啦。
　　那时候，一上秋，只要来到坡里或是岭上，随便那么一哄，蚂蚱等飞虫，拂拂扬扬地满天飞。如今，这样的情景，一去不复返了。
　　
　　2019年12月15日写于临沂

　　【编者按】：有些东西只能留在记忆里，我们甚至留不住一只曾经漫山遍野的蚂蚱。还好，作者细腻的笔触给我们做了完美的呈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