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费县师范的零星回忆（十一）

　　毕业实习
　　1964年春节后不久，我们就开始实习，实习地点在城关小学（现博文苑小区处）。从师范（现在的实验小学）到城关小学的距离是比较远的，我们来回全是步行，早饭后去，中午回来吃饭，饭后再回去，下午放学后再回来，每天要跑4趟，有特殊情况时，还要多跑几趟。见习（去看原校老师上课、安排活动）时，我们每天都要扛着椅子去。我班当时分了三个实习组，即小学高年级组、中年级组，低年级组。我是高年级组组长，全组共9个人，在五年级实习。讲课前，先见习3天，听原任课老师讲课，每人画了一张实习班级学生的座次表，要求这3天内，能基本熟悉该班学生的情况，能够叫出每个学生的名字，以便和学生交流，提问时，不用再找点名册查名。
　　我实习了语文、算术、地理、美术4科，轮着当过班主任。实习语文时，我讲的是《草船借箭》一课，记得我早写好了教案，像背台词一样，无数次反复叨念，可以说已能全部复述出来。我们常在院子中站在小黑板前，手拿小教杆进行试讲，复习、提问、导入新课各用多少时间，讲新课用多少时间，都是事先设想好的，但到实际上课时，情况并不完全和设想的一致。讲课时，师范的辅导老师、小学的任课老师、全组的同学都坐在后面，心里常很紧张。记得上第一节课时，讲完后，还余下较多时间，由于当时的学生都没有手表，也许是心理的作用，我感到很漫长，甚至怀疑打铃的人忘了打铃，就不由自主的常向窗外张望。课下，老师告诉我，这是个缺点，我牢牢记住了这件事，以后注意了更恰当的安排时间，上课时，没敢常向外张望。
　　上数学课时，我分到的是室外测量课，比在室内上课难度大些。记得测量场地在现一中院东的农业局门口，我简单给学生讲了一下后，就把存教案的纸夹放在地上，开始领学生测量。测量完一部分，再想去看教案时，却找不到存教案的纸夹了。很显然，是好心的同学为我拿在了手里。因为是上课，当着那么多老师和学生的面，自然不能呼叫或询问，而做好事的同学，是怕纸夹被踩或丢失而拾了起来，他不知道里面有我的教案，更不存在知道我何时使用。怎么办？我心中一阵发慌，但马上平静了下来，靠着我的记忆和想象，我组织学生进行了下面的测量，临下课时，我还对这节课做了总结。若是我对下面要测量的内容记得不清，就有可能出乖露丑，留下笑柄。多少年过去了，我还常记起这件事，我想，要想把事情办好，让它接近于完美，就要事先进行周密的考虑，对可能涉及到的方方面面的问题，要有所防备和安排。比如这次测量，我事先就该想到，我在拿杆子和皮尺测量时，“纸夹”该递给谁？就该早和他约定，一旦我要用时，一伸手就能拿过来。就像医生做手术时，该用什么，护士就自然知道递什么一样。只要早考虑周全了，临场就不可能再“发慌”，就不可能出丑，就有可能把事情办得接近完美。
　　我还实习了地理课，讲的具体内容已记不清了，只记得是一位教历史的老师辅导的，他辅导得很认真，我和同学们都很满意。我曾在各相关领导面前夸奖他，说他认真负责，不怕麻烦。实习结束时，他同一位老教师来到我们组，要求我们给他提意见，我说没有意见，都很满意，已向领导回报过多次了。他还是一再让我们提意见，我就一再对他说，很满意，没有意见，已向领导回报了多次。最后，他站起来说：“你们若不好意思提，就直接找领导去提吧。”我虽然脸上还带着笑，但心中产生了反感：你等了这么长时间，催了这么多遍，难道真的是让我们给你提意见、揭你的短吗？这不会是你的本意吧？你的本意很可能是让我们去给你评功摆好，歌功颂德。我们已经说了无数遍了，到底该再怎样办呢？怎样才是好？怎样你才会满意呢？我分析，他的虚荣心可能很强，他是竭尽全力让学生去向领导夸他好。这些思想，在辅导我们实习期间，没有表现出来。现在想，这老师当时还年轻、幼稚，对他应该理解，应该原谅。他现在应是80多岁的人了，不知他在何地？生活得还好吗？
　　我还实习了美术课。事实上，我音、体、美三科都不行，我天生就没有这三方面的细胞，我曾向分管领导提出不实习这三科，领导同意了。但在向尤校长回报时，尤校长不同意，他要求：不论是谁，在这三科中必须实习一科。校长的话就是命令，就是圣旨，相关领导赶快向我传达了校长的意见。因知道我确实不会画，就让庄纪玉同学、王玉才同学在硬白纸上给我画了一个酒瓶、两个鸡蛋，他们嘱咐我哪是明部、哪是暗部、哪是反射部,要注意给学生说清。又嘱咐：画瓶盖要采用割角的方法，逐步把瓶盖割得圆滑，并比划给我看。还强调：瓶子一定要直立。那些会画的人，都自己心里很明白，就按自己的想法去教，很坦然，没用再多想。而我自知自己不行，就格外专心，我反复强记了他们教给我的内容，细想了讲法后，在课前进行了多次试讲。正式讲课时，我认真地讲，也用粉笔比划瓶盖割角法，通过逐步割角把瓶盖变得圆滑。还比划了瓶子要直立等。但我不敢用力画，粉笔只在黑板上留下较浅的痕迹。讲完后，我走下讲台，看同学们画的情况，发现较普遍的问题时，就返回讲台，强调大家都放下笔，专心听，然后再说发现的问题，再强调画的要领。这节课上得比较有条理。原任课老师误认为我是个很会画画的人，评定实习成绩时，给我这个“南郭先生”打了甲，有的同学虽然会画画，却因讲得不细致，而得了乙。师范的老师看了成绩后笑着说：“你不该得甲，改为乙吧？”我笑着说：“得丙就很好。”后来我常想：这可能就是专心致志起的作用，也可能就是“勤能补拙”吧。
　　搞毕业鉴定
　　我们是1964年6月底毕业，毕业前曾搞毕业鉴定，多数同学的评语，都是团支部的同学起草，老师修改后又抄上的。当时领导很认真、很慎重，曾将相关老师分成几个组，分头和学生谈话，指导搞鉴定，听取学生对评语的意见。记得和我谈话的组中有郭候远老师，给我写的评语中，有“原则性极强”一句，我觉得对我评价过高。还有一句是“艰苦性差”，从内心说，这句不符合我的实际，挨冻挨饿、赤着脚走路、光着膀子在烈日下干活，我都能承受，我的艰苦性怎么会差呢？我想过，那时我的牙上有烂的小洞，牙龈经常发炎，常疼得不敢吃饭。再是因从小就失去父母，经常吃凉饭、剩饭，有时不吃饭，胃有些损伤,吃了凉饭后，坐在教室里，常有难受的感觉，学校领导知道这个情况后，就让我到伙房去吃饭，这个安排对我太好了，这个照顾太大了。我终生感激学校领导和老师们，永远不会忘记。我当时的身体确实差，确实很瘦弱，不是太“娇”，不是不能承受艰苦。我想，是有人对我有些误解。老师们和我谈话时既指出了我的优点，也指出了我的缺点，曾说到我有时有过激情绪，我当时曾想：你们在一起讨论过吗？怎么会注意到我的这个缺点？老师的态度非常诚恳，我当时非常动心，似乎那时才真正理解：什么是“谆谆教导”。当老师们问我对评语有什么意见时，尽管我内心觉得自己艰苦性不差，但我没有说，很爽快的回答：“没有意见。”心想：走上工作岗位后再让领导和同志们检验吧。就这样，这句话就留在了我的档案中。工作40多年后，我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了我能够承受艰苦，从没再有人说我艰苦性差，档案中的这句话，也就没起什么作用。
　　毕业分配
　　毕业分配前，有领导曾答应我留师范图书室工作，并说准备把某位老师放到小学里去，然后让我去干。我当时心中猛然一震，这老师可能家庭成份不好，但我感觉他很认真。一次，一个学生损坏了图书，他没有因家庭成份不好而缩手缩脚，而是对损坏书的行为进行了严厉批评。我当时想：对不好的人和事就得及时批评，如果每个工作人员都像他这样认真，工作就好做得多，就容易做好，国家的财产就会少受或不受损失。曾在心中暗暗敬佩他……我当时想：如果我进图书室，就会把他挤到小学里去，就太不好了，对他这个成份不好的人打击太大了。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敢提过进图书室的事。
　　毕业分配时，卫俦主任曾找我谈话，问我有什么要求。我觉得应该服从分配，再提要求就是觉悟低。就说没有要求。卫主任说：“你没有要求就到乡下去吧，你的身体条件差些，尽量给你安排离医院近的地方……”
　　我是最后离校的毕业生
　　毕业离校那天，远处的同学陆续去了汽车站，一些要好的同学赶往车站送行，本县的同学也陆续步行回家。我当时想：我反正没有家，早晚回去都无所谓，能在这里住三年，就不能再在这里住一晚上吗？就没打走的谱，准备再住下。应该说，那时候的同学都是很自觉的，人走啦，没有什么破坏。那时全没有暖水瓶，没带的黑碗、小饭匙，都还好好的摆在那里。学校也没有派人清点、验收什么。别人都走后，我静静地坐在宿舍里，回忆着这三年，思绪万千。但不时的有下一级的同学过来参观，看同学走后的宿舍是啥样子，他们必然要用异样的目光瞅瞅我，他们可能在想：他怎么没有走？他还在这里干什么？他还会有什么事吗？我在室内似是一种摆设，一种展品，成了被参观的对象。三年来，我一直以学校的主人自居，可以说，在校内走到何处腰杆都硬，和方方面面的人打交道都坦然。这时，我忽然产生了另样的感觉，意识到我要离开这里了，我已不是这里的主人了，再在这里就是客人了，再继续在这里呆，必定还要接受更多人的“参观”、“欣赏”，想到这里，一种不好意思的感觉油然而生，就决心要走，要回那已不复存在的“家”，可以说要回我的家乡。我就去找袁耕三老师告别，他的三儿袁立生正上高中，和我很熟，对我很好。立生找了一根学校的木体操棒，让我挑上床单等，送我走出了费县师范大门。我确实不想走，但又确实意识到，我必须得走。无疑，我是最后一个离校的毕业生。记得我从马兴庄西的桥以东奔了北，准备去现在的大河西的曹家庄——即当时的姜庄湖渡口坐船或蹚水过河回家。走到渡口时，离校已约有10里多路，天就黑了。这时，从祊河林场宿舍出来一个挑水的人，我一看是孙士科，是我村的邻居，称我“大叔”，他是林场工作人员。他惊讶地问我：“天黑了，你怎么走到这里来了？”我就对他讲我已毕业，是要回家。他说：“天黑了，你不能再走了，在这里住下吧。”我就随他进了林场。正巧，又遇见了我上小学时的恩师的女儿穆桂萍，她在这里当炊事员，让我去食堂吃了饭，我当晚就住在了林场。
　　我被分到了方城区
　　我在老家和母校费县五中约住了5天，就又来文教科（后来才叫教育局）报到，潘运厚秘书接待了我们。他说，谁到哪里去的问题还没商量，叫我们先去招待所住下，等候分配。我当时曾想，住招待所又得浪费国家的钱，如果先定好谁上哪里去，我们来拿上介绍信就走该多好，这样就可以给国家节约在招待所吃住的钱。但从另一方面说，我住招待所实在是一件新鲜事，房间宽敞、亮堂，整齐、清洁，室内放有暖瓶，服务员还不时地来送开水、搞卫生。以前，自己从来就没有枕头，都是在苫子下面放上砖头，这样枕着睡。如今，这里有干净柔软的枕头，可以枕着枕头睡觉了。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就没有蚊帐，总是任凭蚊子咬，如今，这里有洁白的蚊帐。床上有干净的床单。尽管是夏天，还有给放的被子。觉得档次很高，深怕给人家弄脏了，似有不敢上去睡的感觉。每次上床前，我都要好好的洗洗脚。
　　约在招待所住了三天，文教科公布了分配方案，我与在小学、初中、师范都是同学的女生庄同学被分到了方城区，因我俩的老家都在方城区，所以，也就是回了我们的故乡。
　　费县城离方城至少有45里路，1964年7月21日早饭后，我们步行奔向方城。当时，正是最热的天气，烈日当头，火辣辣的，晒得人汗水直流。途中，遇见一个卖小瓜的，庄同学买了一个，掰了一块给我吃，我当时没有钱，很不好意思，只好硬着头皮接过来吃……
　　在方城区食堂吃过饭后，区文教助理张发章来找我们谈话，通知我到诸满完小工作，庄同学到石灰埠小学工作。并让当时诸满的校长赵竹林、教导主任尹炳权领我去诸满。不久，小学就开学了，尽管我还常思念着师范，回忆着在师范生活的情景，渐渐的这些思念、回忆就被忙碌的工作挤占了，只有在静下心来时，这些才又在脑海中浮现……

　　【编者按】：晏殊《采桑子·时光只解催人老》中有言：时光只解催人老，不信多情，长恨离亭，泪滴春衫酒易醒。时光真的流失太快了，作者回忆当年实习生活，真情实感，让人读起来好有同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