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老徐

母亲姓徐，有些时候，我觉得喊一声“老徐”，更能缩短我与母亲的距离，是我们母女关系亲密的表现。

我很小的时候，别人称她“小徐”。那时候我父亲还是个精神气十足的军人，小徐的身份是随军家属，每天穿着黄绿色的小翻领便衣军装，梳着时髦的五号头，神采奕奕地走在北京军区的大院里。而且，母亲一口无师自通的北京普通话，让我都觉得无比神奇。每每被同在大院里居住的带着东南西北各地方言的军属阿姨婶婶问起我的家在哪里，母亲都会昂着头，“我女儿是北京生人！”虽然我最终没有成为北京人，但母亲昂着头向别人介绍时的神态，现在依然记得特别清晰。母亲那时候在《人民日报》印刷厂当工人，母亲是不是已经把自己当成北京一分子，我一直没问过。但母亲那时候会打扮、性格开朗，跟我见到的北京人没什么两样。小时候的我还不懂得虚荣心是什么，但小徐的做派着实让我每天都特别兴奋。那时候不知道为什么有很多人住在亭子间，而且老先生老太太居多。他们大多衣着很朴素，但都出奇地干净整齐。小徐会包馄饨，会包皮薄馅大品相好看味道可口的馄饨。那时候的北京，有些物资还是凭票供应的，因为年纪小，我只记住了猪肉馅。母亲买回来，算计着包饺子不划算，就改成包馄饨。煮出来，啧啧，那是满锅满屋满院子的香味啊！有个常来家里跟奶奶唠嗑的住在亭子间的老太太就被小徐包的馄饨吸引住了，可总是学不会。听小徐说，老太太是做学术的，还写得一手好文章。就是那一双又细又长的手，却做不来一顿饭。有一次小徐煮馄饨，正赶上老太太跟奶奶还没唠完嗑，小徐就邀请老太太共进晚餐，共享香喷喷的馄饨。老太太没有拒绝，大大方方的把我那一份也吃个精光。当时我大概是还在外面玩，小徐也不好把馄饨给我留出来，就是这样。总之从那天开始，老太太来得更勤了，几乎每次小徐做馄饨，都能看到老太太在锅边啧啧称赞。因为她的分享，我自然要少吃一点，小徐也会少吃一点。但做学术还写得一手好文章的老太太特别开心，每次都是吃得红光满面才踱着碎步回到亭子间。第二次来的时候，一定会带给我一些小礼物：一个洗得干干净净的布娃娃，一本画着彩色插图的小人书，一块漂亮的小手绢，等等。那时候小徐的脸上总是带着发自内心的微笑，我也总是跟着她莫名地微笑，奶奶也是。

记得那时的大院门口，有两棵高大的槐树。开花时节，满树的槐花明艳照眼，闻起来有馥郁的香气。在槐花的香气中，似乎还飘着馄饨的香味。

后来，父亲响应号召挈妇将雏支援边疆来到了科尔沁，很多年，我们都住在大沁他拉镇的两间砖砌平房里。那些年，我的母亲，仍然被当地的人们称为“小徐”。这时候的小徐，因为种种原因没有得到妥善的安排，最先体验了失业的滋味。小徐先是不开心了几天，不过没持续很久，小徐又昂起了头，投入到劳动大军里。小徐在黄绿色的小翻领便衣军装外面套上了蓝粗布的劳动服，乌黑的五号头被蓝粗布的帽子遮得严严实实，一只口罩把脸也捂得严严实实。就这样，小徐做了父亲单位的家属工，每天和男人一样装卸钢筋、搬运水泥，成了地地道道的体力劳动者。这期间，弟弟出生，奶奶也搬来同住。小地方的小徐，依然是一副乐天派的样子，深得左邻右舍喜欢。记得住在后院的是一家蒙古族人，他们家的老太太也常常来指导我们一家的生活。汉语不甚流利的蒙古族老太太没有女儿，指着小徐说“做我的干丫头吧”，这样，我和弟弟就多了一个蒙古族姥姥。蒙古族姥姥的老家在乡下，常有亲戚带过来奶豆腐牛肉干，那对我们来说可是无上的美味！蒙古族姥姥有七八个儿子，我们就多了七八个舅舅。那时候父亲不知为什么喜欢喝酒，喝多了就会跟小徐生气，被气到的小徐就会带着我们姐弟俩跑到蒙古族姥姥家，几个蒙古族舅舅就会在姥姥的带领下来到我家。父亲喝得再多也明白尊老的道理，尚且舅舅们都是喝牛奶长大的，一个个高大威武，也具有一定的震慑作用。所以，小徐一手领着我一手抱着弟弟回到家里，父亲已经没有了气势汹汹的样子，一夜安然。小徐依然没有改变爱美会美的习惯，她用洁白的纸糊墙，用蜡花纸吊棚。躺在床上，我就领着还在咿咿呀呀学话的弟弟数着蜡花纸的方格哄他入眠。一个、两个、三个……数着数着，反倒是我先睡着了。小徐说那是因为总仰着头，累的。小徐从来不训我，这一点我非常感激。每每看到邻居家的女孩因为没有做好饭洗好衣服喂好猪被妈妈责骂，我都觉得很幸运。蒙古族姥姥常来家里做客，高兴的时候也喜欢喝点酒，她尤其喜欢跟奶奶和父亲对酌，酒至酣处还会给我们唱蒙古族歌曲。听不懂歌词，但是旋律非常舒缓，我们常听的就是那首《诺恩吉雅》，很忧伤，很美好。唱歌的时候，蒙古族姥姥闭着眼睛，伸着双手，想要拥抱什么的样子。我们不敢问，小徐也不问。常常是月挂树梢头，蒙古族姥姥才扎上围巾，回到后院去。小徐一路搀扶护送。从背影看，的的确确是一对母女。透过昏黄的灯光，门口那棵沙枣树已经抽枝绽叶，突然觉得，到了奈曼的母亲，就像那棵沙枣树，不温不烈，就连香味都是若有若无的。

在蒙古族姥姥和舅舅们的庇护下，父亲酗酒的次数少了好多，我跟弟弟也得以健康快乐成长，母亲的笑容也在这远离故乡的地方灿烂起来。但有一件事，改变了母亲乃至我们一家的命运。在一个艾叶飘香的日子里，父亲病倒了，是可怕的脑淤血。小城的医生跟母亲谈话，提到如果继续治疗，即便是最好的结果也是如同植物人，长期卧床，费用难以计数。当然还有另外一种选择，那就是放弃治疗。我是瑟缩着站在母亲身边的，我亲眼看见母亲擦干了眼泪，说“我不能眼睁睁看着他咽气，做手术吧，手术费，我们想办法。”那时候的想办法，在我看来，无非是四处借钱，而母亲嘴里的“我们”，也只能是她自己。我们的生活忽然变得紧张起来，每天到医院陪护父亲，还要挤出时间来给我们姐弟俩做饭，母亲的腰板依然挺得很直。我忘不了她一手拉着我一手拉着弟弟回老家四处借钱的情景，仲春的夜里，我们娘仨的脚步声像是什么旋律，总是在我的耳畔响起。母亲，忽然就成了一株挺拔的白杨，枝枝叶叶都有那么一股强有力的劲道。

术后的父亲整日卧床，吃喝拉撒睡都是母亲一人承担。母亲学会了一整套危重病人的护理技术，22年里，是母亲一次次把父亲从死亡的边缘拉回来。床上躺着不会说话的父亲，他的身边是忙碌的母亲。很多年来，我的脑海里都是这样的画面。在这样的环境里长大的我们，特别不理解别人家的亲情纠纷。父母爱护孩子，孩子敬重父母，有什么困难商量着来，就这些而言，母亲老徐就是我们立体的教科书。在我心里，我终于想叫一声我的母亲“老徐”了。

送走了父亲的母亲的确老了，这么多年，她鬓边的头发白了一茬又一茬，年近古稀的腰板也不再挺拔，但是母亲依然很乐观，喜欢唱红歌，时刻关注国内国际大事。记得有一次备战省考的儿子提到一个新名词，我还没有来得及百度搜索，母亲竟然脱口而出，着实让我惊讶赞叹！老徐的信条是“生活生活，生下来活下去，沟沟坎坎都会成为过去。”忽然想起奈曼的怪柳，母亲的性格，真如怪柳一样扎深根、勇向前啊！

生而为人，老徐未曾得到太多的阳光雨露，父母的疼爱、丈夫的关心，于她而言，似乎都是奢侈品。但她一直像一棵树，为我们撑起一片晴朗朗的天空，她用善良、坚强、乐观为她的人生做了最好的注解，也为我们打开了一扇洞察人间、感悟生命的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