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利勇 :寻找那颗闪耀的星
 男，在华容县工作，湖南省报告文学学会会员、岳阳市作协会员。曾在《东方少年》《小溪流》等报刋杂志发表文学作品。
夜晚，友人打来电话，他说已到江苏太湖。他在仰望苍穹帮我寻找那颗闪耀的星。隔着手机屏幕，我仿佛看见了太湖夜空中的满天繁星，又似乎闻到了从历史的深邃散出的草药香，耳旁传来的是蕴着古韵的波涛声。一浪高过一浪，湖水漫过心堤，已是汹涌澎湃。
我尽量压制情感，不想让友人觉察到我的过于激动。淡淡又轻轻的，我回了一句：很难找的。
去年盛夏时，我酒酣之后对着友人说：我要去苏州太湖洞庭山寻找一颗星星。友人诧异地问：是一颗什么星？我神秘地笑了笑。
其实，我要找的不是一颗星，而是一个人，他叫吴有性。我把他比作夜空中一颗闪耀的星。
终因俗事缠身，太湖我是没有去成。友人恰巧在那个暑假旅游到了苏州，他热心地帮我寻找吴有性。
手机不时响出“滴滴滴”的声音，好象是从另一个时空传来。微信里发来了苏州街头巷尾的照片。繁华市景、幽深庭院、古朴园林还有现代人的陌生面孔直逼眼前。
我回复一句：吴有性在乡野。友人又卖力地发来了他在太湖边东山镇游玩时的照片。透过山峦轻烟、万倾碧色还有那水波浩渺和夜空星辰，我似乎找到了吴有性。在明末的凄风冷雨里，我看见吴有性头戴圆盘箬笠、身穿棕红蓑衣，肩背深褐色泛着油光的木药箱行色匆匆地走在太湖边；我又看见，在一间土木搭建的简陋诊室里，吴有性凝神于三指间号脉问诊，室外那些染了疫疾而又衣衫褴褛的难民搀扶着排成了长龙；我似乎还看见了，在昏暗的油灯下、古旧的书案前，吴有性罩着淡淡的光晖正埋头书写医案。
在我心中，我一直认为吴有性是一颗星星，一颗闪着道德与慈悲光耀的星星，他照亮了动荡苦难的明末夜空。
吴有性何许人也？除中医界外，应该是没多少人知道他的。他是明末清初的一个游方郎中。我为什么要费尽心思去找寻一位四百多年前的医者？那只是完全出于我个人对他的敬畏和崇拜。我想与他来一场隔着时空的对话，又或者存有一点私心，我渴盼着穿越到那个风雨乱世、疫气流行的明末，拜他为师，学他治疫。时间就是一堆堆高高的丘茔，把大部分人都埋没在了岁月的封土里。吴有性是那个经过了时间的筛网而没有掉进历史尘埃里的郎中。
对于吴有性具体的生卒年代和生平事迹是缺乏足够古文献证据的。他只是一个游方郎中，在以科举仕第为荣的封建社会中，医生属于“方技”，被列为“三教九流”，社会地位肯定是不高的，更何况还是一位为穷人治病的乡野郎中。可想而知，吴有性是不被当时上流社会关注的。史书上对他并没有过多的着墨。《明史》《吴县志》都没有他的相关记载。庆幸的是《清史稿.列传》卷五里有一段他的不足300字简短介绍：“吴有性，字又可，江南吴县人。生于明季，居太湖中洞庭山。当崇祯辛已岁，南北直隶、山东、浙江大疫，医以伤寒法治之，不效。有性推究病源，就所历验，著瘟疫论，谓：伤寒自毫窍入，中于脉络，从表入里，故其传经有六。自阳至阴。以次而深。瘟疫自口鼻入，伏于膜原，其邪在不表不里之间。”从《清史稿》中可以看出吴有性最大的贡献是著述《瘟疫论》。《清史稿.艺文志》又云：“古无瘟疫专书，自有性书出，始有发明。”《瘟疫论》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本关于瘟疫学系统性研究的著作。在书中，他摆脱了历代医家固守伤寒论，盲目崇拜六经辩证的禁锢，指出了伤寒与瘟疫的区别，并开创性提出“戾气”致疫病学说。他认为“瘟疫自口鼻入”。他的瘟疫致病观点与现代传染病学的“呼吸道传播”又是何其相似，可以这样说：他是中国防治传染病的开山鼻祖。他关于瘟疫的理论观点领先西方医学200余年。
任何具有开创性的理论，在当时往往受到历史的局限性而不被看好，甚至是遭到排斥的。吴有性的《瘟疫论》也逃不过这个劫。崇祯十五年（1642年），吴有性在大量临床实践的基础上，静心穷理、格其所感之气，平日所用历验方法，撰成了《瘟疫论》。我猜想，当《瘟疫论》刋行后，他的思想一定是受到了同行们的打压和排挤的。书刋行数量甚少，并没有引起广泛关注。在明末清初的刀光剑影、血雨腥风中，《瘟疫论》暗淡无光，被厚厚的云层遮掩，以至于其明末刻本和清初刻本均已不复存在。现存最早的清康熙年间版本也是根据民间收藏的手抄本和徒弟们的回忆修订补正而成。
我始终认为吴有性首先是个文人，然后才是医者。年轻时，他一定也在科举上苦心孤诣，为着实现“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人生志向而奋斗，但明末朝庭的腐朽，农民起义的风起云涌还有瘟疫带给人间的苦难，让他最终拨云见日。中国古代文人士子都有着厚重的济世家国情怀。北宋杰出的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范仲淹说：“不为良相，便为良医。”吴有性受到了这一思想的影响，转而走向了拯救苍生的岐黄之路。在学术上，吴有性没有固步自封，而是发皇古义、融会新知，开创了中医治疗瘟疫的先河。
我一直在思考：为什么吴有性能写出《瘟疫论》这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中医名著？这与他所处的时代背景密切相关。明末崇祯年间，瘟疫大流行。《明史纪事本末》记载：“上天降灾，瘟疫流行，自八月至今，传染至盛。有一二日亡者，有朝染夕亡者，日每不下数百人，甚有全家全亡不留一人者，排门逐户，无一保全。”上面史料记载的景象，正是发生于崇祯十六年，李自成攻进北京的前一年。《崇祯实录》也记载：“京师大疫，死亡日以万记”。邓拓《中国救荒史》上统计明代发生疫灾64次。
吴有性就是生活在这样一个瘟疫大流行的动荡年代。他出生和生活的吴县也是瘟疫横行。当时的明王朝已是摇摇欲坠，不可能有更多的精力开展救治。明末大瘟疫背景下的最大亮点是积极主动的社会救治。医者父母心，吴有性目睹崇祯十四、十五年连续两年大灾之后又大疫的惨状，必定是全力投入到抗疫的斗争中。他以“千金散尽还复来”的肆意豪情开设救治点，免费为穷苦的老百姓诊治。他散出去的那些银两并没有象李白一样买酒，而是全部进购了药材。他穷尽毕生所学，探索治瘟真理。他将病人分成轻中重的不同病情，集中收治在泥土与草木搭建的隔离点里，这应是现代“方舱医院”的稚形。他让病患戴上布巾遮掩口鼻，防止“戾气”传播。这又是口罩的原始版本了。他提倡对病逝者用火焚烧，在“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封建思想的影响下，他的防治举措遇到了重重阻力。吴有性提出的“邪伏膜原说”和“疫邪九传说”防治瘟病的理论完全不同于伤寒，在当时是不被大多数人理解和接受的。他冲破中医传统理论的桎梏，谨慎探索、大胆实践。他的科学精神和独立意思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他治疗一个好一个，救治的病人越来越多，民间声望越来越大。
中医是经验医学，也是实践医学。明末瘟疫的大流行为吴有性治疗瘟疫提供了大量临床实践的机会。同时，他对瘟疫研究也是皓首穷经，孜孜不倦，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他能写出《瘟疫论》这样的中医学名著也是必然了。
我常常在想吴有性是个什么样的人了。外形上，他一定是清瘦的，他清贫而劳累，长年累月奔忙在疫病防治的一线，过多透支了身体。性格上，他又是刚直不阿、正气凛然的。当清军入关，摄政王多尔衮颁布“剃发令”后，吴有性因拒绝剃发而被处死，妻也携子投河殉情。这又是多么的悲壮！
说起吴有性，不得不提电影《大明劫》。我很喜欢演员冯远征扮演的吴有性，他以精湛的演艺很好诠释了大医精诚的精神。我不知道影片中的故事是不是真实的历史，即或是艺术的加工和杜撰，但那种济世救国的情怀还是深深打动了我。影片中的吴有性说：“世道更替，医道长存”。是的，“医道长存”。在当前世界新冠疫情还没有完全控制的情况下，我寻找明末瘟疫大医吴有性也就有着一定现实意义了。
去年的某日，我坐在家里的沙发上阅览手机上的信息。某疫病防治机构提供的治疗方案吸引了我的眼球。我从公布的一个方剂中寻到了吴有性的影子。那个方剂是以《瘟疫论》所载的“达原饮”为基础方加减而成。我为这一发现欣喜不已。我告诉妻，我找到吴有性了。
四百多年过去了，吴有性开出的方剂还在发挥着抗疫治瘟的作用，这应该是对他最好的慰藉吧！
友人又打来电话，他说他找到吴有性了。我问，在哪？他说在图书馆里，《瘟疫论》的作者就是吴有性。我说给我买一本吧！
德国哲学家康德有一句名言：世界上唯有两样东西能让我们的内心受到深深的震撼，一是我们头顶上烂灿的星空，一是我们内心崇高的道德法则。
穿越浩渺的历史星空，我寻到了那颗闪着恻隐慈悲、济世救人光耀的星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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