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一】母亲诞辰一百周年祭（散文）

　　 如果我母亲还活着的话，今年满一百周岁。
　　 百年前的农历七月十一，母亲出生在四川省威远县向义镇四方村的一个贫苦农民家里。我外公外婆一共生了六个儿女，养活了五个，我大舅、三姨、四舅、五舅和我母亲。那时候，中国还处在半封建半殖民地时期，被视为“东亚病夫”的中国人，大多寿命不长，我外公外婆去世时，作为幺女的母亲才六岁。
　　 没有了父母的兄妹五人，继续租种地主的土地。五兄妹精耕细作种出的粮食，交租以后所剩无几，过着衣难遮体饭难饱腹的穷苦生活。母亲九岁那年，春播时遇上了干旱，夏秋时又遇上洪灾，粮食收成无几，怎么也交不够地主的租子，被迫之下，大舅、四舅去地主家免费下苦力两年，母亲去地主家免费做保姆，以此方式抵租。
　　 母亲年小体弱，却干着成人的活，每天从早到晚，累不可支，落下个腰疼的终身疾病。有一天，母亲提一桶猪食去喂猪，由于力气不够，过门坎时摔了一跤，地主老婆看见猪食撒在了地上，抓起猪撬子就打，母亲抱头跪在地上求饶，地主老婆才松了手。
　　 两年后，大舅和四舅不再给地主免费下苦力，但我母亲免费做保姆却没个完。不久，四舅被抓了壮丁，一去便杳无音信，三姨早已出嫁，家里只剩下大舅和五舅，两个舅舅倾其全力，才把我母亲从地主家赎了出来。
　　 我父亲和母亲一九四零年结婚，是典型的穷配穷。我的老家原本不在烏泥冲，而在几十里外的贾山，当年是我阿公的阿公带着全家老小讨口流浪到烏泥冲的。父亲是家里的老幺，上面有我大爷、二爷、六爷、七爷和姑姑。父母结婚前两年，姑姑出嫁，兄弟分家，父亲随我阿公阿婆一起过。由于贫穷，母亲生我大哥时，只准备了一斤半猪油，坐月子需要吃的鸡和蛋都没有。我父母的兄嫂和姐姐们，有的送来鸡，有的送来蛋，可我母亲只让父亲杀了一只鸡，鸡蛋也只吃了十个，省下的鸡和蛋，全部拿去卖钱。那时，我阿婆年老多病，我母亲分娩三天后还得下床做家务，照顾公婆。母亲生之后的几个子女也是如此，家务活丢不开，营养跟不上，落下一身的“月子病”。
　　 我是母亲的第七个孩子。母亲怀我怀了将近一年。生我时，我不是头先出来，而是脚先出来，从早晨到中午，整整折磨了母亲一个上午。不可思议的是，在这几个小时里，母亲还在坚持做家务。
　　 这件事，我七娘给我讲过两次。第一次讲，我还不满十岁，听得似懂非懂。第二次讲，我已经教书了，这一次，我才明白了母亲孕育我所承受的超人之苦，明白了母亲把我带到人世间所经历的磨难，明白了世人为什么总是说母亲最伟大。我七娘不无自豪地给我说，“老七，脚先出来是立生子，立生子更聪明，加上你娘怀了你一年，你一定是你阿公七个孙子中最聪明的一个。”我在西藏军区总医院工作时，特意把这个问题提给了院里的一位专家。专家解释，“怀胎时间超长，分娩时脚先出来，都可能与你母亲严重缺乏营养和体质不好有关。”听专家这么一说，我更加觉得愧对母亲，也更加感恩母亲，此时此刻，真想放开嗓子高呼一声“母亲万岁！”
　　 在我的记忆里，我父亲一直是生产队的队长，管外不管内，家中的事主要靠我母亲。小时候，我总觉得母亲比父亲更重要。三年自然灾害闹饥荒时，我二爷和我堂哥相继被饿死，我非常害怕，担心我家的哪一个被饿死。我偷偷地想，如果我父母要被饿死一个的话，千万不要饿死我的母亲，因为我母亲心灵手巧，特别能干，要是没有了母亲，谁给我们洗衣做饭缝补衣裳呢？我们生了病谁去扯草药煎水给我们喝呢？儿时的这个想法，无疑是对父亲的最大不孝，可当时的我就是这样想的。愿望终归是愿望，我和我的母亲就差那么一点见阎王。
　　 每年春耕，母亲下地碎土，总会在生产队头年种过花生的地里捡到一些花生，多则十几颗少则几颗。母亲不管有多饿，捡到的花生，别说是一颗完整的，就是被锄头切成两半的，母亲都舍不得吃。母亲收工回家，把这些完整的和不完整的花生从衣兜里摸出来分到我们几兄妹的手上时，上面还带着母体的温馨。
　　 老一代的农村妇女，对爱情是不善表达的，我觉得我的母亲也是如此，可在那个疯狂的年代，母亲无言的行为和悲伤的泪水，完全颠覆了我对母亲的这一感觉。一心听党的话跟党走、多次被县上评为先进个人的父亲，一夜之间成了“走资派”。父亲在夜光下弯着六十度的腰站在生产队的晒场上接受大批判时，没有资格到会的母亲，总是悄悄地躲在晒场对面的牛棚边，观察和聆听会场上发生的一切。第一次批判会上，一个连老婆都讨不上的光棍儿，受人指使，突然蹿到我父亲跟前，在我父亲的头上重重地打了好几巴掌。听到响声，母亲的泪水夺眶而出，但怎么也不敢哭出声。坐在母亲身边的我，面对此情此景，除了陪母亲流泪外，什么也说不出来。长大以后回想起来，才觉得这不正是母亲对父亲爱的表达吗？
　　 改革开放以前，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村人，除了种粮还是种粮，哪怕是在自留地里种一点蔬菜和喂几只鸡鸭去卖，都是必须割掉的资本主义尾巴，农民受穷受苦似乎是理所应当。为了挣钱买盐巴买煤油，母亲只好孵小鸡去卖。有一天，供销社的送货郎来了，母亲买了一斤盐巴和一斤煤油，给父亲买了一两水烟，付款时，母亲打开被她包得严严实实的手帕，把几张纸币和十几个硬币拿在手里反复数了几遍，数来数去还是差三分钱，无奈之下，母亲只好退了二两盐巴给送货郎。打这以后，我的书包穿了孔，为防止掉笔，上学和放学的路上，我就把笔捏在手里；铅笔越削越短，抓不住了，我就给它套上一截竹管儿；没有毛笔上写字课，我就把一朵即将绽开的蒲公英花插进一截四五寸长的麦杆当毛笔；想学笛子，就找一截竹子钻上几个孔练习；想学二胡，就学着别人自己做了一把……我之所以要这样，是因为我亲眼看见了母亲缺少三分钱的尴尬。
　　 我当兵离家的头天晚上，母亲看我穿着崭新的军装，笑得合不拢嘴。母亲抚模着我的军装轻轻地对我说：“老七，在家里饿得造孽，出去找碗饭吃。”在我的成长过程中，母亲对我说过的话不只这一句，但我记得最牢的莫过于这一句。第二天清晨，母亲站在屋檐下目送我离家时，眼眶里一直闪耀着晶莹的泪光。我知道，这泪光既充满着一个母亲对儿子的依依不舍，又饱含着一个母亲对儿子的殷切希望，更喷射着一个母亲伟大母爱的万丈光芒。这辈子，正是母亲这句话和母亲这泪光，驱动和鞭策着我认认真真做事，实实在在做人。教育专家说，父母，特别是母亲，是儿女最好的老师。抚今追惜，不正是如此吗？
　　 为了我们四个兄弟姐妹，母亲真是操碎了心。那些年，买肉要肉票，买布要布票，哪怕是买一盒火柴都要票。我家的布票，母亲总是把它攒起来，轮着给我们几兄妹添制新衣，可母亲自己，三年也难添一件。我当战士那些年，母亲带着妹妹为我做的鞋垫，至今还珍藏着几双。我告诉儿子，“这是你阿婆留给我的宝贵遗产。”我提干后从部队寄回的钱，母亲总是一个当成两个花。
　　 常言道，“母亲望儿望断肠”。我当兵期间，母亲看着墙上贴的《智取威虎山》剧照，说“我儿子也是这样的”，母亲听到生产队“坡改梯”放炮的声音，说“我儿子正在打敌人”，母亲望着蓝天上的飞机，说“我儿子从西藏回来了”……
　　 母亲对我昼夜牵挂，而我呢，却对母亲和妹妹经常被人谩骂，以及哥哥被人打翻在地的情况全然不知。我回家探亲，母亲和妹妹还有我的父老乡亲，一件事儿一件事儿地给我讲，讲得非常具体，非常凄切。我痛心疾首，真想替他们讨个说法，但想到我回部队后他们怎么办，只好忍气吞声，劝说母亲和妹妹“多忍让”。母亲见她最宠爱的儿子不但不替她出口气，反而劝她“多忍让”，很是失望。出于种种考虑，直到母亲去世，我都没替母亲讨过说法，也没向母亲讲过我当时的想法。这是我心中永远抹不去的遗憾。
　　 母亲年幼时凄苦无比，在地主家饱受折磨，养育子女和孝敬公婆茹苦含辛，一生营养不良，加之后来受人欺负，明显未老先衰：不到四十岁，掉光了满口的牙齿，睡觉头痛，总是用围腰包住脑袋；不到五十岁，头发白了一半，个子变矮背变驼；不到六十岁，患上脑萎缩，表现为老年痴呆。
　　 母亲老年痴呆以后，多亏有我父亲的陪伴和照料。每天，父亲陪母亲出去走，为母亲煮鸡蛋，为母亲端水递药。母亲的病情越来越重，我多次申请转业，企图回来补补过。没有想到的是，我的转业手续还没办完，母亲已经卧床不起。
　　 收到电报，我让妻子留在拉萨为我办转业手续，自己从速赶回家中。回家后我哥告诉我，母亲是绊着箩框上的绳索摔了一跤，造成大腿骨折后卧床的。母亲见到我，不知是高兴还是伤心，一句话没说，泪水一个劲地往外淌。母亲坚强过人，在病入膏肓的日子里也没呻吟一声。母亲便秘，几天解不出大便，肚子胀得老高，我到卫生院买回篦麻油，母亲吃了后才解了出来。母亲不好意思给子孙添麻烦，她下不了床，把大便拉在床上后，居然没有告诉守在她床前的我和我的二侄女，是我们叔侄俩闻到以后，才赶快替她更换和清洗了衣服和床上用品。
　　 母亲大腿骨折的时候，我妹在坐月子。母亲走的那一刻，我姐我哥和我并排坐在母亲的对面，母亲以她慈爱的目光先看我姐，再看我哥，最后看我，当目光落在我身上时，没再移开，一秒，两秒，三秒，母亲慢慢地闭上了双眼。
　　 母亲离开我们已经三十四年了。三十四年来，母亲吃苦耐劳、勤俭节约、为人诚恳、富有爱心的优良品质，一直在影响着我们，鼓舞着我们，鞭策着我们，母亲和蔼可亲的音容笑貌，将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