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古医术随笔

　　读古医术随笔（一）――读古医术

　　中医的书籍浩如烟海，一辈子读不完。作为一个立志成为中医临床家的学生，一定要认识到读书的重要性。治病经验的获得有两个途径，一个是直接经验，靠自己在临床摸索积累；另一个是间接经验，靠从书本中获得。古人把著书立说看得很神圣，大部分流传下来的书是比较可靠的，经验总结也很实在；尤其是当代许多著名老中医写了很多经验总结的著作和医案医话，这些都是学习间接经验的宝贵源泉。

　　我历来认为：对中医而言，有时候间接经验比直接经验还重要，比如，在年轻时，因为参加临床的时间短，见识少，必然有很多病从未见过，完全靠自己从头摸索，会耽误病情，走许多弯路。如果读的书多，发现古今名医有类似的治疗经验，拿来运用，则可以用之弥补自己直接经验的不足。即使到老了，临床经验丰富了，也不可能所有的病都见识过，旁人的经验永远是值得珍惜的。这就需要读书，不断地读书，不断地吸取他人的经验。我认为，一辈子埋头临床，只重视自己的经验，或家传的经验，而不肯花时间多读书，多吸取他人经验的人，只能是一个平庸的医生，是决不可能成为一个有成就的临床家的。

　　当然，读书是有诀窍的，要有计划地读，有选择地读，分阶段读。

　　第一，要熟读几本书。

　　任何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和民族，必定有自己的文化经典，经典对于民族精神的构建，作用是巨大的。而在东西方文明的“轴心时代”诞生的中医体系，产生了早期的所谓“四大经典”著作，即《黄帝内经》、《难经》、《神农本草经》、《伤寒杂病论》，经过历史淘汰，《黄帝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温病条辨》成为新的“四大经典”。这几本书是一个中医临床医生的安身立命之本，在读书阶段，就要背诵，至少《伤寒论》、《温病条辨》要背熟，其他要熟读。可以一辈子受用无穷。为什么一定要熟读、背诵呢？因为这几本书解决了中医临床方法论的问题，体现的是活的辨证论治思想，表达的是一个体系，不是一方一法，何况《伤寒论》、《金匮要略》、《温病条辨》提供了四百余首久经临床考验的、内在联系紧密的、疗效卓著的系列方。只有烂熟于胸，在一辈子的临床中实践、体会、印证，才能使自己的临床水平得到升华。

　　我学中医是从读《伤寒论》入手的，感到最大的收获是其中的思维技巧，临床方法论，这是中医临床的灵魂。条文要记得熟，临床才用得活。才能掌握到中医临床的精髓。

　　举一个最近的例子：我治疗一个中年糖尿病人，用了各种西药，血糖始终降不下来。患者表现的症状主要是胃肠不适，胃脘饱胀，咕噜作响，大便时干时稀，舌苔薄黄。我用半夏泻心汤、调中益气汤、乌梅丸等，先后几个月，不见大效，血糖仍然踞高不下，但始终不敢贸然去芩连，因为考虑到黄连有降血糖的作用。几乎黔驴技穷了，却偶然一次切脉时，发现虽然时值夏天，但患者整条手肘都是冷的，这不正是《伤寒论》中的“四逆”证吗？腹中咕噜作响，即肠鸣音亢进，不正是《金匮要略》中的“水饮”证：“水走肠间，沥沥有声”吗？舌苔薄黄只是有热的假象。改用大剂量四逆汤合己椒苈黄丸，取效了，血糖也开始降了。我出了一身冷汗，觉得惭愧，对不起病人，还是《伤寒论》条文不熟，自己辨证论治的功夫没有到家，受到了干扰。

　　《温病条辨》不失为《伤寒论》之后最好的体现辨证论治水平的著作。作者很聪明，会学习总结别人的长处，这就是我反复提到的“善夺人之长”。他写书的方法是学了《伤寒论》的，以条文加注解的方式，把温病的全过程，从头到尾地展示开来，把治疗的方药穿插进去，使得一书在手，全局在胸，理法方药俱备。他使用的一百八十多首方剂中，有几十首方剂，为自叶天士所创制，大约只有百分之二十为自己所拟定。叶天士是医学史上少有的杰出的临床

　　大家，但他治疗的温病都是个案，散见于《临证指南医案》中，开出的方药既无方名，又无剂量，经吴鞠通拟定方名、确定剂量之后，纳入到《温病条辨》中，如今都成为温病名方。《温病条辨》中的许多条文，也是直接从《临证指南医案》中引用的，但吴鞠通没有刻意说明这些，引起清代后来一些医家的非议。在今天看来，吴鞠通确有侵犯叶天士“知识产权”之嫌，但我们后人仍然要感谢他，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辨治外感病的新的模式。何况当时出书，是没有稿费的，还要找人资助，或者自己掏腰包，并无经济效益可图，完全是为了实现济世救人的目的。

　　然而，《温病条辨》有缺陷，缺陷在哪里呢？在于作者本身是个业余医生，青年时期主要职业是应聘在京城抄写《四库全书》以谋生，一干就是十多年，撰写这本书的时候，他本人虽然也经历过“京师大疫”，治疗过一些温病患者，在他晚年成书的《吴鞠通医案》中回忆起

　　二、三例，但他并没有成熟的、成体系的温病治疗经验。因此《温病条辨》的条文及其内容，远不及《伤寒论》的灵动和内涵的丰富。温病用三焦辨证的模式，后人以为是吴鞠通的首创，其实也是叶天士在《三时伏气外感篇》中提出的，更早则有喻昌等人。吴鞠通将其发展为温病辨证论治的纲领，与卫气营血一纵一横，交相辉映，成为一种立体的辨证方法，原本不错，但他却提出温病的发展是“始上焦，终下焦”，这就未免失之偏颇，忽略了伏气温病一开始就表现为下焦内热的另一种传变规律。又如，吴鞠通总结叶天士治疗温病的经验，并不全面，遗漏很多，有的在形成固定方剂时，概括的尚不完整，如“三仁汤”一类方，叶案中用得非常多，是他的一大特色，但宜叫做“二仁汤”，因为几乎不用苡仁，多用石菖蒲，而吴鞠通则加苡仁，去石菖蒲，命名为“三仁汤”，这样一改，容易误导，以为湿温初起，当三焦同治，王绵之先生对这点很有看法，认为湿温初起的重点，应当放在上焦，这是对的。叶霖、王孟英对吴氏的失误，均有所批评。这些失误，大概都与吴鞠通当时的临床经验不足有关。但总的来说，还只能算是白璧微瑕，因为《温病条辨》毕竟是总结了历代医家治疗温病的理论与经验，并且基本概括出了温病发展的基本规律，给后世提供了治疗急性传染病的一整套成熟的方药，完成了几乎可以与《伤寒论》六经辨证媲美的卫气营血、三焦辨证体系。

　　学《黄帝内经》不必象读《伤寒论》那样死读，它毕竟是理论书，不是临床著作，我的伯父曾告诫我，四十岁以前不必读《黄帝内经》全书，可以读《内经知要》。《内经知要》简明扼要，对领会中医理论体系、开阔思维、指导临床有好处。到年纪比较大了，临床经验比较多了，对社会和事物的理解能力深刻了，再读《黄帝内经》全文，才能真正读懂，当然，那是进入了另外一种思维境界。

　　第二，要备读几种书。

　　所谓“备读”一词，纯系出自我的生造，意思是：对某些书，要完整地读几遍，尽量记住中间的内容，读完还要备用，时常翻阅，一辈子参考运用。

　　我年轻时所备读的综合著作，有《医宗金鉴》、《张氏医通》、《临证指南医案》。这三本书，是号称清初三大国手所著，临床水平之高，有口皆碑。我的伯父说：“中医界流传?执一书而治天下病?，就是指的这其中任何一本书”。

　　《医宗金鉴》，是名医吴谦于乾隆年间奉旨率四十余位御医所编，目标非常明确：是为培养中医临床人才所编写的。理论部分只有《伤寒论》心法要诀、《金匮要略》心法要诀，然后是内、外、妇、儿、骨伤、针灸各科，紧扣临床这个核心。每个病一、二首方，每个方都疗效显著。这部具有“皇家气派”的大著作，完全不讲深奥的理论，以歌诀的形式写成，通俗易懂，易于记诵。流传极广，过去很多中医学徒就是靠读诵这本书，打下了一生的临床基础。

　　《张氏医通》，是名医张石顽所著，参编的也有二十余人。这本书的特点是对每个病的源流及历代治法，都有介绍，辨证非常详细精确，治疗的方法丰富详尽。例如，痹症一病，详细到手指疼痛、脚跟疼痛、均有治法。作为临床参考，价值很高，但是不好记诵。

　　《临证指南医案》，虽然是叶天士个人的医案记录，但他学贯古今，摄纳百家，浸融临床半个世纪以上，治病经验之丰，是无人能及的。不断阅读，反复揣摩，对自身临床水平的提高，大有助益，只是难读，不易体会到其中的妙处。近年来，北京中医药大学的陈克正先生撰写了《叶天士临证全书》，将叶氏所有的医案，按照疾病分类，将每个病案所用的方药，全部确定剂量，冠以方名，附以作者本人的方解，给我们学习叶天士的临床经验带来了很大的方便。

　　此外，人民卫生出版社的《专科专病名医临证全书》、中国中医药出版社的《古今名医临证金鉴》、上海科技出版社的《实用中医内科学》，均堪称集现代名医临床经验之大成的著作，在中医界影响很大。每一家出版者社通过自己的这个“品牌”，汇集了当代大批著名中医专家的学术观点和临床心得，篇幅之宏，体例之全，内容之丰，选方之精，均是前所未有的，既能全面反映古今医家的成就，又能吸收现代研究的成果，代表了当代名医的真实水平。毫无疑问，其整体水平远远超过了清初国医的“三大名著”。这是我近年来备读的新“三大名著”。

　　读好用好以上这几种书，恐怕要花一辈子了功夫，但遇到疑难病，从中确实能够借鉴古今名医的经验，找到解决的方法，如果誓愿成为一个中医临床家，这种付出，是值得的。

　　单科著作以及小册子，有《医学衷中参西录》、《傅青主女科》、《辨证奇闻》、《外科正宗》、《针灸大成》、《审视瑶涵》、《医林改错》、《医学心悟》、《验方新编》、《串雅》等。一定要读原著，才能体会到其中细微之处。

　　我用的很多单方、验方，都是来自《验方新编》，我很重视江湖医生、民间医生的经验，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受到《串雅》的影响。我治疗妇科疾病的主要依托，是《傅青主女科》。读傅氏对妇科病的论述，见其处处标新立异，与传统的观点唱反调，鄙夷者说其文字俗，赞赏者说其文字雅；考察他所创制的方剂，却大部分出自四物汤、逍遥散、理中汤三方的变局，看不出有什么离奇之处。但为什么此人会有“妇科圣手”之称？为什么其书能享誉临床三百余年而不衰？只有仔细领会，才能发觉，原来此书：方不奇而立意奇，药不奇而用量奇；其方大多以滋补肝、脾、肾为主，兼以疏肝，非常符合妇女的生理、病理机制，因而在临床上效如桴鼓。他的方子用得活，不仅能治疗大部分妇科疾病，而且对许多内科病都9有疗效。另外，有题名为陈士铎著的《辨证奇闻》，写作手法和遣方用药的特点均与《傅青主女科》相同，临床价值很高，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

　　读古医术随笔（二）――黄帝内经

　　《黄帝内经》是我国传统医学四大经典著作之一（《黄帝内经》、《难经》、《伤寒杂病论》、《神农本草经》），也是第一部冠以中华民族先祖“黄帝”之名的传世巨著，成书于大约2000年前的秦汉时期，是我国医学宝库中现存成书最早的一部医学典籍。总结了春秋至战国时期的医疗经验和学术理论，并吸收了秦汉以前有关天文学、历算学、生物学、地理学、人类学、心理学，运用阴阳、五行、天人合一的理论，对人体的解剖、生理、病理以及疾病的诊断、治疗与预防，做了比较全面的阐述，确立了中医学独特的理论体系，成为中国医药学发展的理论基础和源泉。其医学理论建立在我国古代道家理论的基础之上的，反映了我国古代天人合一思想。

　　《黄帝内经》包括《素问》81篇和《灵枢》81篇，各9卷。它分别从阴阳五行、天人相应、五运六气、脏腑经络、病机、诊法、治则、针灸等方面，结合当时哲学和自然科学的成就，作出了比较系统的理论概括和认识。迄今在诊治学上仍具有指导意义。

　　《黄帝内经》把人的形体和精神看作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的统一整体，认为人的形体病变可以影响精神，精神的状况又可以影响形体的病变，同时人体又是与外界环境(自然、社会)紧密相连的；人体必须与外界环境取得平衡，按照自然界的变化来调节饮食起居和精神活动，前者为“形神合一”观，后者则为“天人相应”观，二者充分反映了《黄帝内经》中的“整体恒动观”，是其所主张的两个基本观点。

　　“形神合一”观，形神问题即身心关系问题。《黄帝内经》一方面认为形为神之本。“形体不敝，精神不散”，即神必须依附于形体才能存在，且其功能也只有在身体健康时才能正常发挥，这是符合唯物主义思想的。另一方面认为神为形之主。神本于形，同时也反作用于形。“精神内伤，身必败亡”；“得神者昌，失神者亡”，说明“神”可以直接影响“形”，决定“形”的存亡。正因为神为形之主，所以神在病因、治疗、防病、养生方面才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灵枢·本神》“心怵惕思虑，则伤神，伤神则恐惧自失，破胴脱肉，毛悴色夭，死于冬”。心困恐惧和思虑太过而伤及所藏之神，神伤则会时时恐惧，不能自主，久而大肉削瘦，毛皮憔悴，气色枯天，死亡在冬季。《黄帝内经》中提到的“神”，一般指精神活动，是“心”的功能，主宰着整个人体的生命活动。由此精神对形体的反作用是明显的。

　　“天人相应”观 ，是说一个人的生存与天地二气的自然界是密切相关联的，人能顺应天地阴阳的变化，不违四时的规律，了解十二经脉的道理，就能明达事理，不会被疾病现象所迷惑。《黄帝内经》将人的身体视为自然界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强调人的生理现象的变化与自然界变化一般原理的一致性。《宝命全形论》“天有阴阳，人有十二节；天有寒暑，人有虚实。能经天地阴阳之化者，不失四时，知十二节之理者，圣智不能欺也”。这说明无论是治病还是养生，都离不开人体内外环境统一的“天人相应”的整体观念。“形神合一”观与“天人相应”观所体现出来的是整体观，把人与自然、社会、生理、心理等置于整体联系之中，并将其贯穿于生理、病理、诊断、治疗、养生各个环节，对今天的医学临床实践仍有启发意义。当代医学模式正由传统的生物医学模式向生物一社会一心理医学模式过渡，继承和发扬《黄帝内经》的整体观，不仅对医学，而且对人类认识的发展也必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医学心理思想《黄帝内经》指出心理活动不是虚构的而是由人体产生的。它认为心理活动分属于五脏，即“心藏神，肺藏魄，肝藏魂，脾藏意，肾藏志”。并主张脏腑还是情绪活动产生的生理基础。现代心理学认为，心理是人脑的机能，《黄帝内经》以脏腑作为心理器官是不科学的。但《黄帝内经》把心理活动植于脏腑形体之上，同灵魂学说相比较有历史进步意义。

　　中医学很早就认识到心理因素在某种情况下可以引发疾病，并将这一类病因集中概括为情感病因。《黄帝内经》对此作了广泛的论述，指出情感失调是引发疾病的重要内因。《黄帝内经》认为感情活动与五脏一一对应。五脏所属的情感活动一旦过激，就会引起相应脏腑的病变，如“怒伤肝”、“喜伤心”、“思伤脾”、“忧伤肺”、“恐伤肾”等。现代心身医学研究表明，一些心血管疾病如冠心病、高血压等是人们长期处于节奏快速，应激频繁的状态之中，心理压力过大，情绪适应不良导致的，这正是与《黄帝内经》的关于情感与五脏关系的论述有相通之处。另外，情感刺激的强度不同，致病的结果也不同，《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指出“暴怒伤阴，暴喜伤阳”，可以致疾病急起，甚至死亡。类似病例比较突出的就是《儒林外史》中的范进中举后喜乐异常，使他突然得了癫狂。而对渐进性的精神刺激对身体的伤害也有明确的论述，《汤液醪醴论》如“嗜欲无穷，而忧患不止，精气弛坏，荣泣卫除，故神去之而病不愈也”。可见，渐进性的精神刺激所致疾病多、起病缓慢、病程长、治疗难。《黄帝内经》对情感致病的机理有所认识，指出情感除直接损伤脏腑外，还通过气机引起其他身心病变。如“百病生于气也，怒则气上，喜则气缓，悲则气消，恐则气下，寒则气收，灵则气泄，惊则气乱，劳则气耗，思则气结”。虽然《黄帝内经》对情感致病机理的认识与现代身心医学观点有些出人，但不能苛求。

　　以人为本，以患者为中心 《黄帝内经》十分重视心理治疗过程中的医患关系，明确指出“病为本，工为标”，认为病人为本，医生为标，医生应当根据病人的身心特点，去辨证施治。建立良好的医患关系，会促进和提高疗效。说明《黄帝内经》关于医患关系的论述是富有科学性的。

　　另外，《黄帝内经》也十分重视心理因素，如望诊、问诊、切诊等，通过询问病人(心理等)，观察病人的精神、气色等来帮助诊治疾病。《素问·微四失论》说：“诊病不问其始，忧患饮食之失节，起居之过度，或伤于毒，不先言此，卒持寸口，何病能中。妄言作名，为粗所穷，此治之四失也。”后经张景岳注释：“凡诊病之道，必察其致病之因，而后参合以脉，则阴阳虚实，显然自明，不问其始，是不求其本也。若忧患饮食之失节，内因也。起居之过度，外因也。或伤于毒，不内外因也。不先察其因，而卒持寸口，自谓脉神，无待于问，亦焉知真假逆从，脉证原有不合，全卒一诊，安能尽中病？心无定见，故妄言作名。误治伤生，损德孰甚，人己皆为所穷，盖粗疏不精所致，此四失也。

　　诊治疾病时，应尽量做到对病因、病史及相关情况细致了解掌握，才能有助于准确诊断治疗疾病。《灵枢·师传篇》重视语言疏导，“人之情，莫不恶死而乐生，告之以其败，语之以其善，导之以其便，开之以其苦，虽有无道之人，恶有不听者呼?”，它从人“恶死而乐生”的本能出发，告诉患者不遵医嘱的危险，讲明遵从医嘱的好处，诱导患者创造治愈疾病所需要的条件。着重通过医生的说服教育转变患者对医治疾病的态度和认识，取得患者的配合，以提高疗效。这也是现代心理治疗应遵守的原则。《皇帝内经》指出“怒伤肝，悲胜怒”，“喜伤心，恐胜喜”，“思伤脾，怒胜思”，“忧伤肺，喜胜忧”，“恐伤肾，思胜恐”，说明用一种情感去纠正相应的情感，可以调节情感过激引起的病变。从《续名医类案·郁证》记载：韩世良在治疗一个“思母成疾”的女患者时，暗中让女巫告诉患者，她母亲在阴间准备报复克命之仇，患者大怒，“我因母病，母反害我，我何思之!”事例虽极端，但患者“病果愈”。这是“怒胜思”的成功病例。“古之治病，惟其移精变气，可祝由而已”，只要对病人移易精神和改变气的运行，用一种“祝由”的方法，病就可以治愈。祝由是对疾病求助于“神”的一种方法，通过对患者祝说疾病的由来，用以改变病人的精神状态。“因知百病之胜，先知其病之所从生者，可祝而已也”。疾病是可以用精神疗法控制的，事先了解疾病的病因，可适当选用“祝由”的方法来治疗疾病。当然，在针灸疗法在《调经论篇》也有相应记载，“神有余者写其小络之血，出血，勿之深斥，元中其大经，神气乃平”，神有余就刺其小络使之出血，不要深刺，以免伤大经，这样神气才能平和。可见，针灸具有平复患者心理状态的作用，现代临床实践证明，针灸仍是治疗心理疾病的常用方法。

　　《黄帝内经》对养生学有突出的贡献，他强调整体观及从“防未病”思想出发，指出应“不治已病治未病”，注重内在环境与外在环境的统一，强调从外因和内因两方面养生。“虚邪贼风，避之有时，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对外在的“虚邪贼风”，应及时回避，对内应保持气血阴阳的平衡，做到“恬淡虚无”，正气充足则疾病不会发生，从而达到健康长寿之目的。少私寡欲《黄帝内经》认为欲望对人的健康影响很大。“嗜欲无穷，而忧患不止，精气弛坏”，指出欲望无穷，最终会影响健康，所以养生的方法就是要“志闲而少欲，心安而不惧”，即要意志安闲，少有欲望，心境安定，没有恐惧，现代身心医学证明，适时调整自己的心理状态，做到“少私寡欲”，以求心理达到平衡，则会有利于身体健康。

　　另外关于锻炼形体方面，《黄帝内经》从“形神合一”的整体观出发，认为形与神有机相联。“独立守神，肌肉若一”，指出养神与养形可相结合，通过动形可以恰神。须应调神其基本原理就是适应自然界阴阳之气的升降沉浮，保持自身的阴阳平衡，达到健康目的。“春气之应，养生之道也”，“夏气之应，养长之道也”，“秋气之应，养收之道也”，“冬气之应，养藏之道也” 。强调根据春夏秋冬之寒热温凉的变化适应“生气”、“长气”、“收气”、“藏气”，而进行调养。并且“朝则为春，日中为夏，日人为秋，夜半为冬”，一日之内阳气亦有所变化，如同顺应四季变化养生一样，也应顺“一日四时”进行养生。这就与现代人体存在“生物钟”的认识不谋而合。顺时调神也是“天人相应”的观点延伸。《黄帝内经》的上述养生心理思想含有积极预防的意义，对今天倡导的全民健身运动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是对养生学的重大贡献。

　　《黄帝内经》是一部经典、深奥的中医药学著作，它不同于西医书籍那样将人体进行解剖、生理、病理等学科性细化，而是通过阴阳五行学说和天人合一理论构建了完整的中医药学体系。它除了是一部伟大的医学著作外，同时是一部经典的哲学典籍，它帮助我们认知日常事物中的深奥智慧，论证事物和事物之间的联系，具有自发的辩证法思想，是表现在中国古代医学中的朴素唯物主义哲学。当然，其在医学、哲学方面的极大贡献和成就绝非三言两语所能概述清楚的，此文只是将个人之愚见，以及网络中的他人见解加以编纂整理，了以成文，窥其一斑而已。

　　读古医术随笔（三）――素问

　　今天上午抄录《黄帝内经素问》，其中有一段关于养生的。食饮有节，不妄作劳，故能形与神俱，而尽终其天年，度百岁乃去。其实看这一节很有趣，现代人实际上是妄作劳，以妄为常。就象熬夜，偶尔熬熬还行，年轻时不感觉到什么。等一把岁数以后，还是会感觉到没有规律的生活对身体破坏很大。没有规律的生活不能变成常态，电脑实际上二十世纪很烂的发明。很多伟大的书在电脑出来以前就有了。鲁迅先生一支“金不换”毛笔，天天写，著作等身。看着都怕人。一般选择书籍可以此为根据，电脑发明之前的书能买，电脑出现后的文字象腹泻一样。中国上古时代的文字精简得打电报一样。一个字也不多，一个字也不少。标点符号没必要。如果让人一个人选择生活的年代的话，我愿意生活在南宋的杭州城。在一个寻常巷陌做手艺，或者在窑厂帮人画瓷器，或者就做纸伞。再不行做一个沿门唱佛号的头陀也是好的。因为我觉得那时的生活节奏是慢的。我觉得慢慢的画画、写字，想明白一些事，或者什么也不想，就单纯地做手艺都是福气。有一回看一个资料，是敦煌的画师的颜料，上百只小盆子小碗。里面有各种颜色，有些颜色现在听也没听说过。我想象了一下他们当时画的情景：场景是按照西藏画唐卡的画师为原型，他们或高或低坐在脚手架上，一边唱一边画。唱得高兴了就把手里的活停下来，拍着手，转着圈唱。我觉得他们画画好快活。现在好多人画画写字不快乐了，象跟纸有仇。

　　读古医术随笔（四）――难经

　　《难经》又名《黄帝八十一难经》，就其内容而言，虽然与《黄帝内经》属于不同知识体系的古代医学典籍，但是两者共同奠定和支撑了中医学这一独立于世界民族医学之林的参天大树并使之枝繁叶茂，如若从医学知识体系的角度审视两者的关系，《难经》虽然稍显单薄，但却从脉学、藏象、经络（尤其是奇经）、针法等方面补充并丰富了《黄帝内经》的相关内容，这也是自仲景以降历代医学家将二者齐名的缘由。

　　《难经》作为书名首见于《伤寒杂病论·序》，三国时代东吴太医吕广（又名吕博望）是华佗弟子，他是注释《难经》的第一人，西晋皇甫谧在其《帝王世纪》中亦传载其名，南北朝时期的梁国阮孝绪之《七录》中将其名为《黄帝众难经》，《隋书·经籍志》中始有著录。自此以降，历代正史均有所载。尤其是唐初杨玄操之《集注》，汇载了此前研究的成就，成为研究《难经》进程中承前启后的里程碑。自杨玄操始，在这一领域研究中成就最为耀眼者，宋代有王惟一、庞安时，金元时代有滑寿（伯仁）、纪天锡，明代有张世贤、熊宗立，清代有徐春圃（大椿）、丁锦、叶霖，日本国有丹波元胤，明国时期有张寿颐（山雷）、黄竹斋等。50年来研究最为深刻而成绩卓著者，如陈碧琉、王洪图、烟建华、凌耀星、郭振球、张瑞麟、迟华基、何任等。凡此种种在《难经》领域中真可谓是名家迭出，成就斐然，并将永载中医学发展的史册。

　　陕西中医学院孙理军、乔文彪、李翠娟、张景明等编著的《难经发挥》，已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发行。当我认真审读孙理军教授主编的《难经发挥》书稿之后，喜悦之情油然而生。第一，超越了前人，为后学者搭建了一个新的研究平台。他们的研究全面吸纳古今学者在《难经》研究领域成就的基础上，运用娴熟的文献学手段，对经文进行了校注译释，将2000年前的医学成就用平实无华的文字展示给后人，并且充分利用其驾驭文献的能力和技巧，对经旨内涵予以明彻的解析。其中，对原文的“解析”，既紧扣经文的宏旨大义，又使原文的医学知识条分缕析，这一特征在2000多年来《难经》研究领域中是独有的；第二，该书谨守“善言天者，必有验于人；善言古者，必有合于今；善言人者，必有厌（厌，合也）于己。如此，则道不惑而要数（同‘术’）极，所谓明也”（《素问·举痛论》）的治经规范和法则，并结合大量的临床实践和今人研究成果，翔实而又充分地对越人所创医学理论进行了淋漓尽致的“发挥”，这在百余种古今解《难经》的著述中独显风采，也充分彰显了越人医学理论的实用价值。第三，该书作者以其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准确而全面地把握了越人所创医学知识的内容，对其中的“脉学”、“藏象”、“奇经”、“针法”等方面的贡献给予了客观的评价；第四，由于该书作者洞彻《黄帝内经》、《难经》主旨和由此缔造的中医理论体系，因而在书中充分地运用了“纵横联系”的研究方法，对八十一节内容进行了横向比较和联系，而且对《难经》与《黄帝内经》、对《难经》问世后历代的专向研究、对近50年数百家研究《难经》的最新成果，进行了全面而系统的纵向比较和分析。凡此种种，真可谓是“纵横捭阖”，挥洒自如，这也是上述谓之“超越”、谓之是“新的研究平台”之理由。

　　读古医术随笔（五）――伤寒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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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春雨纷纷的夜晚，窗外寂静无声，我独自坐在窗边，看着窗外的行人纷纷，不经意看到桌上的《伤寒论》，手不由地打开台灯，细细读起了起来。这已经不是我第一次翻阅它，但每一次翻阅它，都带给我一种新的感悟体会。它不仅让我惊喜，也让我困惑。但却又让我忍不住去思考、钻研，这一次次的思考、钻研都化作无数的对《伤寒论》以及中医的深情。

　　说道《伤寒论》就不得不提到他的作者??张仲景，张仲景先生在历史上的主要贡献不是他的仕途成就，而是他身居高位却愿意造福百姓，为百姓生命健康之根本所日夜寻求探索，从而留下了著作《伤寒论》，为万千饱受病痛折磨的人民指引了一条出路。而其著作《伤寒论》的伟大之处不仅在于其留下了几百个经方，更在于建立了辨证论治的理论体系，开创了理，法，方，药的先河。自此以后，中医不再是师徒相传的经验之谈，而是成为了一门拥有理论的学科，使中医的各种看病方法都有理可寻，有法可依。由此观之，张仲景之于中医犹如门捷列夫之于化学，称其为“医中之圣”一点也不为过。

　　然后在多次阅读《伤寒论》后我却发现想要真正读懂它并不是件易事，不仅需要知识积累更需要一颗探求的心。要深刻细读《伤寒论》，首先就必须要有一种中医思维框架，不仅是要翻看医案著作，领悟前人经验，更要自己结合日常多多思考书中为何如此阐释?而不是死背医案记录。其次，在遇到不理解的地方，应当结合基础理论思考，不能以自己的意念为主导去排斥它，甚至怀疑它。最后在知识与经验积累到一定程度上，就可对《伤寒论》提出质疑，在疑问的过程中不仅是自身领悟的更高层次发展，更是医学造诣的升华。如此这般，方能读领略到古人张仲景先生蕴藏在书中的智慧，也能使自己在阅读过程中得到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