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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后感

一九四二影评

观后感2021-04-12131举报/反馈

  一九四二影评(一)

  暗夜里的火车呜鸣着一路驶来,在人与人攒动的拥挤中,人们带着微弱的希望苟延残喘支撑着生命,游荡的灵魂已赶不上那摇摆的希望,走下去,活下去。

  片长近两个半小时的《一九四二》看完后一点不觉得拖沓冗长,每个演员的台词短小经典又不失悲剧里的冯氏幽默,影片结尾时,影院里几乎没有不掉泪的观众,而我流过泪后竟有些麻木的状态,一种乌云般的压抑让人愤愤不平又不知如何释放。

  影片以让人恐慌的一九四二年为大背景,鲜明故事情节为基调,运用人物对比的艺术手法,于情于理都演绎的精准到位!一位泱泱大国的军统一号蒋介石竟然在良知和基本德行上输掉了一个美国记者白修德,一个外国人基于人性的层面将生死置之度外,用实际行动竭尽全力挽回事态的炎凉,再环顾中国国民政府的冷漠和无情,不得不让人发指和自省!

  追溯历史辙痕,蒋介石一贯的口号“攘外必先安内”不过是他“光环”下一个脆弱的“标签”,国民政府打着统一战线,高举建国大业的旗帜一次次上演着“拉大旗扯虎皮”的角色,遇自然的大灾大难之时,除了装傻就是沉默,试问,这就是蒋的“安内”?!遇抗日生死对决时,除了撤退就是躲避,试问,这就是蒋的“攘外”?!大危大难、民不聊生之际,我们看到的是政府层层剥皮去茧再抽丝,置百姓的饥荒于不顾、置日军的袭击以躲避。

  一面是河南中原大地上狗吃人的惨绝人寰,百姓为一口吃食而放弃了人类底线上最后的一点点尊严,一片哀鸿遍野、生灵涂炭。一面是歌舞升平、杯影交措的国民政府的霓虹酒绿。蒋的“救国图存”口号不过是在泱泱大国树立的一面华而不实的旗帜,所谓政府的一个个将领们在面对日本人来袭时,不过是色厉内荏的草包,遇危之处先思己!他们的灵魂已经慢慢的侵蚀着道德,一步步迈向独夫民贼的残忍和荒诞!

  这段悲哀又不堪的历史,如同南京大屠杀般的又一次证明了日本人的劣迹,日在中国的国土上肆意屠行和残暴,令人发指!而同时发人深省的是国民政府的腐败和荒诞!与其说这又是人类的一场浩劫,不如说“一九四二”是一个应该铭记每个中国人心中“不能忘却的纪念”!


  一九四二影评(二)

  《一九四二》自开拍起就一直让我惦记着,这是一段我不知道的真实历史,因为发生在我出生的那个世纪,所以,我认为,这么重大的事件,我至少应该知道个大概。我没有看过电影所依据的刘震云的小说《温故1942》,是因为我这个电影迷更想看看电影能给我的视觉和心灵带来什么样的震撼。

  影片开头就以旧照片的昏黄色彩作为底色,一行行字幕,随着已经不甚清晰的方言影音变换着,讲述了发生在那个年月的自然灾害所造成的影响,以及当时国家所处的背景。我不敢确认那声音是不是当时最高统帅蒋介石的声音,但似乎应该是他的,除他之外,还有谁能站在这样的高度发表这样的演说呢?

  黯然的色彩沉重的影音,把观众带回了那个不堪回首的年代。一场旱灾,加蝗虫的肆虐,河南发生了吃的问题,赤地千里,饿殍遍野,三千万灾民在逃荒路上受了这辈子想都不敢想过的罪,也吃了几辈子都吃不完的树皮草根。这场灾难没有因为谁家门显赫,谁家富贵逼人,而有所眷顾,财主和贫农一样,都遭受了百年难遇的灾害,都一样地走上了逃荒之路,那时节,有钱也买不到粮食,即便有粮食,也会被饿得聚集在一起的饥民们哄抢而空。法不责众,也无法责众,生存都无法保障之时,法有何用?更不消说道德的层面了!

  影片紧紧围绕着此次的自然灾害,通过相携相助的财主一家、财主家的一个长工、以及一家贫困不堪的农民在逃荒路上的种种遭遇,蒋介石政府的麻木不仁,国外爱心记者的实地采访,和日本军队对待饥民的态度,四方面展开说去。通过他们的视角、语言和发生在他们身上的故事,反映了河南人民在1942这一年所遭受的前所未有的灾难。

  “第十九天离家一百九十一公里”、“第五十一天离家三百五十公里”……记不清这样的字幕在银幕上打出过几次,但记得最后一次是一百零几天,也记不清这第一百零几天离家多少公里,但一定不会与离家的时间成正比!饿着肚步履蹒跚的饥民能有多大的能力迈出健硕的步伐?他们行走的路线也只是惯性使然,因为身后是秃山荒地没有粮食,头顶是时时威胁生命的日军敌机,他们只能向国统区奔命,渴望能抓到一线生机。

  然而,面对正在遭受自然灾害煎熬的河南灾民,蒋介石政府又做了些什么呢?本为向蒋介石报告河南灾情的当时河南省政府主席的李培基,在蒋面前却欲言又止,在适当的时候未能道出实情,以致失去争取政府救助的最佳时机。不知是因灾情实况没能及时上达,蒋没能意识到灾情的严重性,还是为了筹措军饷有意回避河南的灾情,在对河南灾民和战局战事的权衡时,蒋还是选择了后者,灾民被彻底地推到了死亡的边缘。更可恨的是,蒋下面的战区也是灾区的部分国民党军官更是利用军饷,发灾难财。反倒是国际友人《时代周刊》的记者白修德,敏睿地嗅到了国民党当局隐瞒了灾难级别的实情,没有听信国民政府的虚假言论,到实地对灾民的现状进行了采访与取证,并在《时代周刊》进行了发表,迫使国民党政府不得不做出救灾的姿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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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还要说说侵华的日军,他们适时地抓住了这一时机,向灾民施救,从而改善了日军在国际上的不良影响,同时,也使得获得救助的,本为中国人的灾民加入到了日军的队伍,倒戈相向对付起了自己人——国民党的军队,这也是蒋介石没有想到的。这不能怪这些灾民没有骨气,在生存和气节只能择其一时,从人性的角度来看,能有多少人会选择气节?更何况,当生存连带着的是一家大小的性命,连带着传宗接代延续香火的祖训之时,选择哪一个是不言而喻的!

  影片没有表现出日军对灾民救济的现场,也没有表现灾民拿起枪打自己人的场景,而是通过日军长官间的对话,以及蒋与部下的对话表现出来的。这怕是冯导有意这么处理的吧?否则,看着自己的同胞未被同为黄炎子孙的国民政府救助,反被侵略者“良心发现”施以救援,让咱中国的观众情何以堪!

  看惯了冯小刚带有京痞味反映社会现实的影片,猛一看这严肃沉重话题的影片时,还反应不过来是他执导的,但这部电影一如他历往所拍的影片一样,切中观者之心!这是我近年来看到的最好的一部电影!

  此部影片之所以好,首先表现在了剧本的编写上,编剧通过几个视角分别展示了这场灾难的现场,和当时社会各方对这场灾难的态度,表现了天灾外加人祸的史实,从中也能明显地看出,冯小刚剧组是在竭力表现事件的真实性的。而诸如人吃人,日军对灾民施粮救助等环节的有意隐去,以及当时最高领导人蒋介石对灾情的表情变化、动作和语言等的处理,可以看出,也都是经过了深思熟虑的,看来,十多年的筹备工作没有白费。

  其次是影片的场景,真可以用“波澜壮阔”来形容,虽然我并不愿意用这个词来形容咱的灾民前辈,但是,影片场面确实宏大!在高科技泛滥的今天,很多影片已经运用上了这一技术,以达到冲击视觉的效果,可冯小刚剧组并没有引入这一先进的电影技术来表现宏大的逃荒场景,而是实实在在地运用老方法,用大量的群众演员来再现当时的悲怆场面,使得观众有了真实之感。在镜头的表现上,也尽量避免着叩问道德尺度的画面,做到了点到为止,这也是影片的摄影之所以能获得国际大奖的原因所在吧?2亿元的投资投得适得其所!


  一九四二影评(三)

  《一九四二》让我想起了《饥饿游戏》,这绝没有对当年那成百上千万中国人所经历的苦难不敬的意思。饥饿游戏的本质是求生,而且是在抛弃正常的道德底线和行为规范的前提下不择手段的求生,为了生存这个终极目标,你甚至可以夺取他人的生命而不受责罚。《一九四二》中的逃荒又何尝不是如此?(m.taiks.com)为了不被饿死,可以去偷盗劫掠、去卖掉妻儿、去易子而食……由于禁忌原因,影片并没有展现更严酷的求生方式,但也最大限度地还原了那个人间地狱的惨绝人伦。我们不会指责栓柱和瞎鹿偷取白修德的财物,也不会鄙视老马对日本人的卖身投靠,对于从小就接受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和不为五斗米折腰的信仰教育的我们来说,《一九四二》其实是在让我们正视人内心的生欲和软弱,活着才是最大的道德,在这个饥饿游戏中,自己才是自己的上帝。当然影片也并没有绝望到底,影片中的一些情节还是能让人在彻骨的寒冷中去体味到一丝温暖和亮色的,如花枝和栓柱的命运,老范最后对弃童的关爱等等。

  同为大事件背景下的平民化叙事,冯小刚在《一九四二》中要比《唐山大地震》冷峻和成熟得多,抛开电影技法上的东西不谈,更加人性化的价值取向和更具影射意义的现实批判都是《唐山》所不具备的,也使影片避免了成为对民族苦难的一次商业消费。也许这些东西更多地得益于刘震云。冯小刚的电影作品可以分为喜剧和非喜剧两大类,个人认为在这两类作品中分别代表冯小刚最高创作水平的分别是《手机》和《一九四二》,而这两部电影的一个共同点是刘震云的原著和编剧。如果把这个判断引申一下,冯小刚最好的电视剧作品《一地鸡毛》也是来自刘震云的文本。

  刘震云和与冯小刚合作过的其他作家最大的不同在于他的农村生长背景,他有着根深蒂固的淳朴价值观,以及由真正的苦难发酵出来的幽默和练达,这与王朔俯瞰红尘式的尖刻调侃是有着本质不同的。如果说有着相似成长经历的王朔与冯小刚是相濡以沫的关系,那么刘震云的农民式智慧对于冯小刚的意义则是醍醐灌顶的。从文学范畴上说,越接近中国农民,就越能直抵中国国民性的最深处。因此,《一地鸡毛》中的小林和《手机》中的严守一都是来自农村的,而《一九四二》中的流民更不用说了,他们本身就是农民。而当我们经由一个农民的视角去感受这个世界时,我们的情怀往往是悲悯的,甚至有点兔死狐悲,因为离开土地的农民融入这个纷繁世界的方式往往是困惑的、痛苦的、被颠覆的、被伤害的,这其实是我们每个人境遇的放大和反射,当然赵本山们给我们呈现的在希望的田野上快乐生长的社会主义新农民不在此列。

  这是不是冯小刚最好的电影可以见仁见智,但我认为这起码是他最重要的一部导演作品。冯小刚为这部电影筹划了近二十年,起初可能只是一个意向,但后来已经成为他试图证明自己驾驭题材和升华创作能力的一个夙愿。也许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一九四二》那样的梦想,也都希望有朝一日能像凯撒大帝那样说:“我来了!我看见了!我征服了!”但对大多数导演来说,他们终其一生可能都碰不到自己的《一九四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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