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逝去的青春过往

　　一

　　阿威提前一天来盘锦是为了参加同学孩子的婚礼，我们几个曾经同班的老同学自然要叙叙旧酣畅淋漓地喝一把。阿威是当年省城下放到盘锦“五七干校”的“走资派”的儿子，也算是我们这一届同学里的佼佼者——1977年我国恢复高考以后第一批考上大学，后来父亲落实政策全家回到省城，阿威大学毕业顺利进入省城一家著名医院，然后由单位推荐去国外进修，如今是主抓行政的副院长。不过，阿威的爱人白茹可是大名鼎鼎的内科主任。

　　推杯换盏之际阿威悄悄地对我说：“前几天老P到我那儿去检查了一下，情况可能不妙是肺癌晚期。”我很惊讶，知道那意味着什么，老P是我们同学中比较有钱的，私营买卖挺大，时常请大家喝点小酒儿。他的儿子刚刚留学回来，娶了个漂亮的洋媳妇，可能用不上两年他就要晋升为“正爷级”舒心地享受天伦之乐了，难道……这个世界有时真的太残酷很无奈!

　　总是觉得没有比我们这些属猪属狗的人更命苦更倒霉的了——“出生就挨饿，上学就停课，毕业就下乡，工作就下岗”，经历了文革的变迁，改革开放的岁月，飞跃发展的今天……进入天命之年的我们有太多太多的感慨，半个世纪的韶华转瞬即逝，每当大家相互望着对方皱纹条条，银丝根根，真是“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

　　二

　　我们的母校坐落在当年盘山老县城的中心，算是盘锦地区的最高学府了。那个年代学校实行“开门办学”，真正上课学书本的时间很有限，一个学期几乎有一半的时间要不到校办工厂“学工”，要不就去十几里以外一个叫五棵树的学农分校劳动锻炼，春播夏养秋收，冬天还得背稻子。

　　在城里上课没有谁能够好好学习，逃课自然是经常的事儿，因为那时绝大部分家庭都缺衣少粮，平时没有什么好吃的，肚子总是空空的，哪有心思上课，实在觉得闹心了，就跑到城郊的菜园子偷摘黄瓜、茄子、西红柿等打零食。

　　再有就是爬上老榆树采摘“榆树巧”，那榆树巧是榆树的果实，比黄豆粒大些，因其形如铜钱，也叫榆树钱。当大地还没完全吐绿，榆树巧就最先开花了，一片片的叠放在一起，翠绿色就像是用线串的铜钱一样美丽。当然，榆树巧也是一种极具诱惑的美食——想办法把有榆树巧的枝条折断，尔后大家席地而坐迫不及待地把榆树巧从树枝上撸下来，不管是树叶还是榆树巧就往嘴里塞，有没有虫子也全然不顾，那种甜甜的清香打发着苦涩的岁月。

　　翻过学校南边的砖墙就是盘山城里最热闹的老街，那里有城里唯一一座电影院。我们不厌其烦地“光顾”，翻来覆去地“欣赏”的就是那么几部革命样板戏影片——《红灯记》《智取威虎山》《沙家浜》《海港》《奇袭白虎团》《龙江颂》《杜鹃山》《红色娘子军》等等，5分钱一张门票，有时还优惠学生2分钱一张，因为内容太熟了，我们东倒西歪地在极其简陋的座椅上玩耍，时常遭到工作人员的警告……那时校园里不管是谁五音全不全都会唱上几句：

　　“提篮小卖拾煤渣，挑水担柴也靠她，里里外外一把手，穷人的孩子早当家。”

　　“人家的闺女有花戴，我爹钱少不能买，扯上二尺红头绳，给我扎起来。”

　　“早也盼晚也盼，盼穿双眼，谁知道今日打土匪进深山，救穷人脱苦难，自己的队伍来到面前。”

　　“大吊车真厉害，成吨的钢铁，轻轻一抓就起来。”

　　……

　　三

　　学校每年都会举办一次为期二三天的运动会。这是同学们最为期待的，不过开幕式的时候要统一穿白衬衣、蓝裤子、白运动鞋进行“阅兵”。

　　那白运动鞋在当时是紧俏货，有“门路”的早早准备好提前炫耀一番后也不舍得穿，只等那一天好“闪亮登场”。买不到白运动鞋的只能将黑球鞋用白粉笔涂抹代替，尽量走在队伍中间好不被人发现穿的是“赝品”。

　　伴着激昂的《运动员进行曲》，每个班走过主席台前同学们都要高举用竹条树枝贴上彩纸制作的花篮花树高呼：“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友谊第一，比赛第二”……

　　比赛开始了, 运动员们一个个如小老虎般的眼睛盯着前方，摩拳擦掌跃跃欲试，用余光斜着旁边的人。

　　随着发令枪“啪”的响起，如离弦之箭穿了出去，顷刻之间，锣鼓声声呐喊声震天。接着大喇叭里就开始声嘶力竭地高叫着：

　　“东风吹，战鼓擂，运动场上真热闹，你追我赶争第一!”

　　“××班××同学下定决心，不怕艰难，顽强拼搏，终于赢得了第一名……”

　　四

　　海子同学算是那个年代的“高富帅” ——长得不算英俊从小生活在部队大院，家庭条件较好，父亲是建国前的老革命转业后在一家国有企业当厂长。

　　那时在学校最流行的就是穿军装戴军帽，由于货源奇缺，社会上抢军帽成风，好不容易讨来一顶军帽，还要小心翼翼地戴，特别是晚上看露天电影是绝对不敢戴的。海子虽然不去抢军帽但是总是能够通过“关系”搞到，于是身边自然便拥有一些“崇拜者”，还选他当上了班干部。

　　初二那年，学校开始“学习反潮流英雄黄帅，反对师道尊严，停课闹革命”，同学们像丢了魂似的每天都要表决心写大字报开批判会，我们的班主任——一位平时像母亲似呵护我们的王老师，一夜之间莫名其妙地成了受批判的对象。

　　海子却不玩那一套，仗着“根红苗正”经常和那些没事找事的人犯起“混”来，他总是愤愤地说，老师教咱学知识有啥错?

　　中学还没有毕业，海子和班级里几个同学就通过“严格审查”当小兵入伍了，他们得意洋洋地穿上崭新的绿色军装和我们合影留念。同学们都说他是为了逃避上山下乡，是“走后门”去的“泡兵”，不可能受得了部队的苦。

　　果然，海子没有像其他同学一样在部队坚持到底，军训没有结束就离开了军营。回到地方后被安排在爸爸的工厂，成为一名令人羡慕的“国工”，还开上了当时最牛的“辽老大”货车。一年后，海子结婚了，并有了一个可爱的儿子。

　　随着计划经济的结束，海子所在的工厂滑入低谷，他干脆停薪留职“下海”单干，借钱买了两台油罐车搞起了“倒油”运输，很快就富了起来。

　　当上老板的他渐渐地开始钟情沉醉于灯红酒绿大把大把地花钱寻找快活，也很时髦地有了个“小三” ——她给他生了个女儿，他给她买了套二居室楼房“金屋藏娇”。

　　海子每天游荡在两个女人之间，其乐融融。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随着市场经济竞争的日趋激烈，海子也只能靠吃老本来撑面子了。2009年夏天，一次，海子亲自跟车去B市送货，在连夜返回途中车却“抛锚”了，凌晨2点他钻到车底下检查时，竟然意外地发生了“溜车” ——他悄然无声地丧生在自己的车轮下!

　　也许人生就是这样残酷无情，又是这样如此简单滑稽。海子实实在在地经历了人生的大起大落，像一粒尘沙静静地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了。一位作家说，安谧的精神像一朵云彩从天上落下来，如果这朵云彩能在某处停留的话，那就是停在你独自的这个宁静的黄昏中。在黄昏洒落的那片树林里，有风呼呼吹过的孤独和寂寞……

　　五

　　阿正同学个头不高但很帅气，白白净净的，上学的时候却喜欢打架斗殴，和几个同学一样成了我们那一届的“棍儿”。1977年毕业下乡后没几个月就因为参与打群架出现命案被判了10年徒刑。在失去自由的日子里，他几乎干遍了所有的“苦力活”，为了干点轻巧活儿或少干活，凭着从小就具有的那么一点点文艺细胞的天赋，主动要求参加了监狱里的文艺队，学会了打架子鼓，那时最流行的歌曲是：“铁门啊铁窗啊铁锁链，手扶着铁窗我望外边，外边地生活多么美好啊，何日重返我的家圆……”。

　　那一年年底阿正出狱，同学们几乎都已经成家立业有了稳定的工作，他却什么都没有，但他还是毅然谢绝了很多当年“道上”朋友的帮助，接了父亲的班，当上了一名“最没面子”的养路工。为了补偿那些年给家里带来的沉重负担，他利用业余时间凭手艺在歌舞厅打工。那一日，我们几个老同学悄悄地来到歌舞厅看望他，大家默默地欣赏着他的才艺，通过服务员给送上一束花，阿正惊喜地跑下来与大家拥抱，情不自禁地潸然泪下，阿正表示：“我要自己走路，再难也要坚持!”

　　阿正终于迎娶了一位美丽漂亮的姑娘。如今，他们可爱的女儿已经上大学了。提前退休后的阿正在一家架子鼓培训中心“凭手艺”赚钱好不自在，阿正说他最大的梦想就是有一天看到他的那些学生们，能够在央视春晚的舞台上一展才艺痛痛快快地敲响架子鼓。

　　六

　　子月同学是我家的邻居，每天一起上学的同学有宏伟、洪武、四宝、建强，还有二肥(那时大家每人都有绰号)，算是一个小帮派。当然，还有几名女同学。子月的年龄比我们大两岁，他在家排行老四，我们都叫他四哥，他在学校是班长，也算是我们这个小帮派的头儿。

　　1977年我们中学毕业(那时义务教育为9年制)，很多同学都无条件地上山下乡去了，我和四哥办理了“特困”留城。我是家里的长子，母亲因意外的医疗事故刚刚病故。

　　在身边没有同学欢笑的那段日子里，我和四哥每天都在苦苦地等待着劳动局的安置工作通知。那年年底，街道主任王阿姨看我们闲着没事，就在丈夫所在的运输公司给我们找了一份做装卸工的临时工，每天工资是1.86元。虽然觉得工作有些低下，但那比较高的工资，还是有着深深的诱惑。

　　我们俩上班的第一天是跟车去拉沙子，这在当时算是好活儿，一天要跑3趟，车是最好的“辽老大”挂斗车，到了料场不用自己装车，还有好招待：花生米、干豆腐卷大葱、高粱米水饭管够吃。

　　但是，回来后就受不了，我们每人要卸掉一大车厢沙子，由于年轻气盛，没有长劲儿，本来半个小时就可以干完的活儿，我们却干了两个多小时，之后两腿发软，将铁锹扔在一边(那铁锹是有押金的，丢失或损坏是要扣钱的)，喘着粗气往车厢上一躺，呆呆地望着蓝天。无奈，开车的师傅不得不只跑一趟就提前收车，第二天说什么也不要我俩跟他的车了。

　　没办法我们只能每天早早就来到单位，打水、擦车、摇车，千方百计地感动师傅们，就这样从冬到夏，我们还真是**过去半年多。

　　当然，比我和四哥更苦的还是那些“扎根”在农村的同学们，他们要饱受饥寒之苦，劳作之苦，思乡之苦……没有人知道何时才能结束那“暗无天日”的生活。

　　1978年底，我们终于盼来了安置工作通知，四哥分配到饼干厂冰棍车间，我分配到汽车修配厂锅炉房。都是大集体企业，都是学徒工，工资是第一年19元，第二年21元，第三年24元，出徒后一级工为33元——这足以让很多人羡慕不已。

　　也许生活就是这样，很多事情让人捉摸不透意想不到。从1979年开始，上山下乡的同学们陆续开始返城，其工作遍及各个行业。我们从那时起才算真正融入社会经济的大潮，也从那时起同学们的命运开始潜移默化地变化着，甚至变得扑朔迷离……

　　七

　　1983年，我和四哥好不容易熬到二级工挣上三十八块六(38.6元)，可我们的工厂却先后都倒闭了。四哥本来有一个当领导干部的父亲，那一年我们还没有毕业，他父亲在骑自行车上班的路上却意外被摩托车“追尾”遭遇不测。他们家姊妹7个，母亲早年患眼病失明，父亲去世时只有两个哥哥和姐姐已经成家立业。我们一起留城后四哥亟不可待地找工作赚钱，千方百计地减轻家庭负担，还是有一种杯水车薪般的艰难。

　　四哥是在饼干厂工作时谈恋爱结婚的，爱人和他同岁在同一车间，他们生了一个儿子。下岗后，四哥与人合伙干拆迁生意，并利用拆下来的旧料将现有的两间平房接出一间，四嫂居然在自家开办了个“幼儿园”且生意兴隆，他们家的小日子逐渐好起来也算有滋有味。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2000年5月的那个下午，四哥也不幸遭遇车祸身亡，与父亲不同的是他是坐在摩托车上被吉普车追尾的。从此，四嫂的精神恍惚，本想皈依佛门，却雪上加霜，被所谓的“热心人”以“行善”的名义骗走了10多万元的积蓄，后来在家人和同学们的帮助下追回大部分。

　　那年大年初四，我们几个同学去给四嫂拜年，看到的却是如此心酸又欲哭无泪的一幕：在不足30平米的房子内，所有的门窗玻璃、镜子、电视机、电脑全部被砸碎、砸坏，满目狼藉，四嫂头发膨松仿佛苍老了一个世纪，带着那种怪怪的笑招待我们，那是一个刚过40岁的女人面对如此残酷生活的一种最无助的抗争!

　　最不幸的是他们的儿子竟然患上了抑郁症提前休学，至今无法工作。

　　八

　　四宝同学是最能吃苦的，上学那阵子他每天骑自行车早早来找我们一起走，中午不回家带饭盒，都是大饼子咸菜条。

　　农村孩子总是向往城里的生活，四宝有过不幸的婚姻，但更多的还是创业的艰难。他跟过生产队的船队下海打鱼，后来养鱼养车包地倒腾买卖什么都干过，还和四哥一起干过拆迁。这小子不知什么时候还学会做木匠活儿，我结婚时的双人床就是他和洪武主动请缨做的(桌子、衣柜由于技术含量较高没敢用他们)。十几年前，四宝在城里支了个露天烧烤摊，居然干出了名堂。如今，媳妇儿子小舅子大舅子老丈人捆在一起，租了一个几百平米的板房开了家烧烤店，他每天早早就开着小轿车去农贸市场，忙忙碌碌地采购那些羊肉牛肉鸡爪子鸡头鸡脖子海产品，大把大把地赚点“小钱”，也算是给哥几个长了脸……然而，人生中有许多次“然而”，虽然我们都不愿意面对——那个平平常常的下午，由于黑心的房主(据说在某执法机关工作)使用不合格的电线，四宝的烧烤店突然发生电打火，仅仅10几秒，大火便迅速扩散，并殃及左右其它六七家商铺，直接损失超过150万元，四宝一家几十年的努力付之一炬。

　　四宝被警察以“过失罪”带走了。接下来，要面对的是无休止的经济纠纷官司，那些平日里相互照应的什么“超市大哥”“熟食店大姐”们在利益面前竟然与四宝一家反目为仇了。然而，那些真正的罪魁祸首们就能够心安理得吗?

　　九

　　我们那个年代，男女同学之间交往是比较拘谨的。在我的同班同学中，利民、晓华是唯一牵手成功的一对，他们却没有能白头到老——工作非常出色的晓华不幸因患肺癌病故。当同学们洒泪为她送行，紧紧相拥的那一刻，40年来的情感喷涌而至，是那么纯洁而又成熟。当年那些青涩的少男少女们，一步一步坚强地体验生活的苦辣酸甜，他们也能够更加坚强地面对人生的悲欢离合。

　　50多个春夏秋冬，追逐过太阳，扛过月亮，趟过泥泞的河，爬过荆棘的坡。虚度与否，不问事业成就，不论财富多少，能够担得起责任，对自己负责，可称之为“有品”;有文化、有思想、做事有主见、做人讲道德、处世有爱心，可称为“上品”;有闲情、有逸致、懂幽默，既风流倜傥，又有怀旧情结，逍遥自在又能自律，可称之为“精品”。这些对我们来说是无所谓的，拥有了那么多的经历，便更懂得如何去珍惜，如何去包容。我们有多少同学，在不知不觉中消失了梦想、失去了爱、损害了健康,还有一些同学……如今，很多人已经下岗、退休，无所事事地在麻将和电视剧中打发余生，生命中从未有过闪光的日子，就已经满头华发，被社会遗忘。

　　十

　　一季花落，一季烟凉，一季惆怅，一季沧桑。熟悉的，安静了;安静的，离开了;离开的，陌生了;陌生的，消失了;消失的，陌路了。

　　不敢回眸，怕风中飞舞的伤感会迷乱此刻有点彷徨的心;不敢拾拣，那些不曾走远的温馨片段，怕不争气的泪水再次模糊黯然的双眸;不敢聆听，回响在耳际却早已消散的叮咛，怕伤痛了心，无法承载这温暖之后转瞬冷却的离殇。

　　因此，总是习惯用文字去堆砌出属于自己的一方城堡，去营造一个自己的桃源，记载下那些曾经的快乐和忧伤。

　　一幕幕往事好似被风吹过的夏天，爽朗而又潇洒。

　　或许，我们还是会经常地感叹那些在灵魂的悸动中、如同昙花般闪现、梦境般摇曳的光阴的故事，但是一切的一切毕竟将被沉淀于底。

　　或许，伤感的人没有忘记的，是那些想起来难受的过往。

　　或许，对的又是错的，错的又是对的。疼痛的文字、哀戚的语言，其实根本代替不了什么……

　　“所有的日子，所有的日子都来吧，让我们编织你们，用青春的金线，和幸福的璎珞，编织你们……”，正如作家王蒙先生在《青春万岁》中描写的那样，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美好的青春岁月，像一首诗一曲歌一阙宋词，一篇荡气回肠的故事。

　　在我的手机里存储着近300个老同学的通讯录，每每传来那悦耳的《同桌的你》铃声，就会有一种特殊的情感涌上心头，每每和同学们**畅快淋漓举杯豪饮，那份激动兴奋总是久久不能离去。

　　感谢命运让我们的青春时代有过一场人生非常特殊，前无古人，大概也后无来者的经历，这是一生最珍贵的财富。

　　时光的脚步，轻浅又匆匆。想起那个柔软而又温和的字眼叫“荏苒”;亦念起一个有些低回却又关乎内心的词语叫“蹉跎”。

　　在时光面前，我们真的很低微，甚至有点不知所措。

　　时光很浅很浅，刻印在走过的路途中;记忆很累很累，刻画在逝去的流光中。

　　于是，我们轻轻地吟，浅浅地唱，静静地绽放，只为一次又一次虔诚地祭奠——祭奠那些逝去的青春过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