霜降来时遇秋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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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0月22日，早晨六点不到，我便起床，因为睡不着。原本周日，我至少要在床上赖到七点，但今天有事，要与从北京回来的王大哥约定去乡下采访几个人。 这个计划，是三个月前就定好了的。在王大哥的提议下，我准备写一篇乡村题材的长篇小说，以王大哥家乡LF市周边70年代至90年代发生的故事为主线，反映中国农村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变化。题目暂时还没想好，所有的人物原型和故事，都必须来源于民间，只允许少量的虚构。 这样的写法，对比以前我的经历，还是第一次。因此，对我来说，既有挑战性，又更有趣味性。长期以来，我几乎所有的创作，大部分来源于道听途说或个人的灵光一闪，因此所写出来的作品，接地气的可能性就会大打折扣。最重要的一点，由于没有参照某个特定的当事人，所以笔下的人物，缺少唯一性，尤其是人物的对话，更少了独特的、人物应有的本真的特色，形成了人云亦云或千篇一律的缺陷。这对于创作来说，是一种致命的失误。这，也许是我多年以来，没有写出精品之作的主要原因吧。 我和王大哥相识，源于一次偶然。今年五月初，我在去北京参加企业自动运转培训的前几天，突然心血来潮，注册了一个个人公众订阅号。在推广的过程中，坐在我对面的出纳郑姐不仅人长得漂亮，还是一位难得的社会活动家。她的人脉极广，并且有一副助人为乐的热心肠。她在一天之内，就帮我把公众号关注量的人气提到二百多人。其中，就有在北京创业的成功人士王大哥。郑姐与王大哥是同学。王大哥在北京做过某杂志社的主编，办过成人大学，现在创办了自己的文化传媒公司，一直在致力于发展文化产业。他最新创作的《边境上的妞妞》一书是涉及小学教育的话题，现正在印刷中。通过微信交流，王大哥提议说，想策划一本反映自己家乡变迁的作品，但因自己常年在北京太忙，如果我有空，可以去乡下搜集第一手素材，写好初稿，最后他会帮助我进行后期的修订、包装和出版发行。 我听后，觉得这个点子不错，便欣然同意。写LF乡村的变迁史，我有着最大的一个便利条件，因为我是LF的女婿。近二十多年来，我去LF的次数多到难于统计，耳濡目染，我感到这是一个有着文学含金量的乡镇区域，就拿我老婆的娘家来说，就曾发生过不少趣闻奇事呢。当然，所有的文学作品，都来源于生活，却又高于生活。只要有了人物的原型，通过移花接木、李代桃僵、夸张修饰、剪裁复活等手法，让所有的人物（主要人物3—5人），服务于同一个主题，这样一篇还原或反映过去的那个时代的特定历史的文学作品，就可以浮出水面了。这部作品，应该适合九零后的年轻人读，更适合六十年代以后出生的人，用来回忆或缅怀历史。这段记忆，如果没有形成书面的文字，若干年以后，我们的后代，就无法了解他们的祖辈父辈们所经历和奋斗的过程了。从这个意义上说，写一本书比建一幢乡下别墅的意义，要远远大得多。 七点半到了，我给王大哥发微信，约定在老汽车站门口见，由他开车带我去LF乡。按采访名单，我们第一个要见的人，是王大哥的堂妹夫王总，他在LF街上开了一家规模不小的电器店。不巧的是，他因眼睛有点不适，昨天临时去了南昌。王大哥说，没关系，另外还有两个人：一是周老师，他平日爱好读书、书法、乐器和唱歌，曾在中学教过王大哥的语文，后来在乡供销社上班，现在退休了，开了一间农资店，专卖化肥农药和种子。另一位是周大哥，他是全LF乡，乃至全湖口县家喻户晓的人物，曾当过村里的民兵队长。 平时我与老婆下乡，都是到汽车站坐班车。由于两头都要等车，加上路上要上下客，走走停停，每回总少不了一个小时。今天有了专车，效率就提高了。半个小时左右，LF市就到了。 王大哥停好车，与电器店的老板娘堂妹打声招呼，就带着我进了周老师的农资店。 听完王大哥说明来意，周老师很热情，也有些兴奋，起身要到对面的南杂店去买水。是我和王大哥将他拉住，他才作罢。周老师从店里拿出瓜子和板栗，非要塞给我们吃。盛情难却，我只好拿了一粒炒熟的栗子，削开吃了，发觉味道和县城里买的不同，要甜些，也更有粉些，我认为这便是正宗的乡下的味道。 接下来，主要是周老师和王大哥叙旧。师生两人有很多年没见面，要谈的话题太多。 我坐在一旁微笑着，几乎插不上话。当然，今天是第一次见面，我们主要的任务不是采访，最多只是算一次预访，好比运动员临上场前所做的热身动作，活动活动关节，防止肌肉拉伤。 我仔细观察周老师的这间店，里面绝大部分摆的是化肥、农药和种子，又有烧给死人用黄表纸和花圈，还又有白纸、毛笔、墨水和二胡。在进门左边的角落，还有一大叠落满灰尘的书。我突然想起，以前经过这条街，这里有一个书店，莫非就是周老师经营的。一问，果然如此。周老师说，乡下人不注重文化，有点钱不是打牌，就是给小孩子买零食，买书，大多数家长认为是一种浪费。这么大一个LF市，却养不活一家书店，真是一种悲哀。 我深有同感。这，或许就是城乡的差别吧。县城里的孩子，哪个家庭没有几十本课外书堆放在孩子的床头，节假日，孩子除了吃肯德基，还要参加各种书法、绘画或乐器培训班呢。 周老师一边与王大哥聊天，不时前来有人买化肥或种子。一个话头被打断，聊起来就有点费力。王大哥提议说，在这部作品里，要有意识地插入一些家乡方言。周老师听后，马上说，我说几句方言给你听，这是我自己想出来的，从未对外人说过： “我从江桥到九江。” “老彭是彭泽人。” “张青街上卖青菜嘚。” “我在马影桥影巴嘚都冇看到你侬。” 我一听，觉得非常有趣，用笔飞快地记了下来。这四句话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巧妙地共用了同一个字，但读音却又不同。用当地的方言说出来，别有一番风味呢。 正聊着，有个中年男人进来买菜种，看样子与周老师很熟，顺便发出一句感叹“没想到某某这么快就死了！” 说的是一个平时看上去很健朗的男人，昨天下午在田里挖沟，突然将挖锄一丢，倒在地沟里，便去了。 闲聊中，我隐约知道死者的年纪并不大，是位吃公家饭的，又好像在外面有了女人，正在和妻子闹离婚。因为离婚后，男子死后的抚恤金，就与原配妻子无关，归后来的二婚女人所有。也许，后面的那个女人，之所以要和男的接触，便是看中了这点好处吧。 周老师分析说，其实死的原因有三点：一是因家庭矛盾最近心理压力大；二是*生活频繁，消耗体力；三是有高血压却喜好贪杯，不知禁酒。 虽然我不认识死者，但我认为周老师的分析，入情入理。当过老师的人，与普通的平头百姓，就是不一样。下次再来的时候，我一定要和周老师多点感情交流。人与人之间，都是由陌生到相识的。只要彼此的心接近了，没有顾忌，不设防，心门才能打开，我才能从对方口中，寻求到我想需要的故事。 其实，在乡下的每一个人身上，都有或多或少的故事。所不同的是，有些人不善于表达，就算有满肚子的官司，却无法用语言说出来；而有些人，他们的潜意识里一直缺少听众，只要有人引导得法，对方就会津津乐道，话题如山泉之水，源源不断呢。 令我意想不到的是，我竟然在店门口碰到了我老婆的哥孩子的舅舅，他是来市里买东西的。他要我去家里吃饭，我因有事便婉拒了。后来，我又遇见了原百货公司的一位老领导周股长。当年，我在百货上班时，常来市里的百货批发部盘点，周股长是负责人。这么多年没见，我还能一眼就认出他来。只是，毕竟岁月不饶人，与三十年前相比，他已略显老态了，依然很瘦，眼睛还好，耳朵不太便利，站在面前，我若说话的声音小了，他便听不见。在我心目中，他是一个有学问有见解的老人，九十年代我在东莞沙田打工，还与他的儿子在同一家港资厂共过事，当时他儿子管人事，多亏他儿子向老板引荐我才受聘当上了这个厂里的会计。 老股长非要拉我和王大哥去家里吃饭，我说下次再去，他非不同意。于是，我和王大哥便决定去认认门，饭不吃。下次我会再来拜访他。因为他在LF市里这么多年，他的经历和见闻，正是我所需要的。一进门，我看见四五个小孩子在玩。不知道是他家的还是有邻居家的。这年头，年轻的都去外面打工，把孩子都丢给了老人。这样一来，老人身上的担子，比年轻人还要重。因为只要某个孩子出现一点差错，老人便会受后生的埋怨。我和王大哥四处看了看，没有坐。周股长让孙女拿来几个桔子，皮是青色的那种，我们怕酸，真心推让着没有接。我知道，在周股长心里，遇见我这个曾经的小同事，没算家里没有好菜招待，我留下来哪怕吃一口白粥，他也是高兴的。我向老领导郑重承诺，下次一定专门登门打扰。 午饭的时间到了，王大哥推却了堂妹的邀请，我们三人由周老师带路，去了同一条街的小餐馆吃饭。 餐馆的一楼是卖米粉、熟食和凉菜。我们进去的时候，有一个三十多岁的乡下女人带一个小男孩，坐在一张长凳上吃汤米粉。那个满脸有着污垢的小男孩也许是不小心吃了一块小干辣椒，适时大叫了一声，并夸张地伸出红红的舌头。那个埋头吃面的女人闻声只抬了一下头，什么话也没说，又低头用筷子挑起一大摞热气腾腾的面，根本顾不上烫嘴，三下两下便咽进肚子里。看来她像是早餐没有吃，有些迫不及待的样子。 周老师刚进门，外边一位八十多岁的老奶奶喊他，说要买一种打青菜的药，周老师便又返身去了店里。 一个八九岁的小女孩把我们领上二楼。二楼有一个大厅，里面有两间包房。外面的一个放了一张带转盘的餐桌。里面一间房了是空的，没有桌椅，四周堆满了杂物。靠近马路前沿的门是关着的，我走过去把门打开，原来门外有个阳台。站在阳台上，可以清楚地望见楼下从这条街上经过的所有人或动物。如果要找人，只要轻轻喊一嗓子，楼下的人便能听得清清楚楚。只是阳台的角落，有几双小孩子的旧鞋，一把断了腿的破椅子，一条破了洞的男式内裤，一条没有铁扣头的皮带，和一捆小学生的旧书。很显然，餐馆的生意并不是很好，不然，经常有客人来的话，二楼就会收拾得干干净净的。 小女孩第二次上楼，手里拿了一个开水瓶。放下之后，也不说话。我冲她正在下楼的背影，说了声“谢谢你小姑娘。这么小就能帮着大人招呼客人！”想想家里十岁的儿子，有时他妈妈在楼下喊他，让他下去送楼梯间的钥匙什么的，明明听见了，就是不愿答应，因为他舍不得停下手上正在玩的游戏“王者荣耀”。乡下的孩子与县城的相比，要懂事得多。 餐桌上没有菜单，我便下楼到厨房问厨师。原来厨师自己就是老板，说今天有虾、鱼、牛肉，你只要说吃什么，我就会配齐。三个人，原本我想点四个菜，老板却说，那就一个萝卜炖牛肉，一个红烧草鱼块、一盘菠菜。我担心不够吃，老板自信满满地说，够了！ 我心里想，这老板真的实在，若在县城，餐馆里的服务员巴不得客人多点一些菜，吃不了又不关她的事，只要老板有钱赚就行了。原本我和老板约定，由我买单，没想到饭还没吃完，王大哥就抢着下楼把钱付了。也许，他是想要尽地主之宜吧。这里，毕竟是他土生土长的地方。 三个菜的味道和家里炒的差不多，牛肉不是特别烂，可能时间太短，欠些火候，但绝对能吃。红烧鱼块里配的洋葱，我吃了好几片。最后上的波菜，是我的最爱。席间，王大哥与周老师谈到音乐，周老师放下筷子，猛然来了一嗓子，是一种很纯正的男中音美声唱法。由于曲高和寡，平时乡下人根本不懂得欣赏，周老师极少在人前开口。我和王大哥先吃完饭，并排站在阳台上，王大哥望着自己非常熟悉的这条街，有些感触地说，为什么这么多年过去了，家乡人的面貌还是这个样，变化得太少了。 我问他，你在京城天子脚下呆惯了，猛然回乡，是不是不适应？ 王大哥摇摇头说，我不是不适应，是在思索一个问题：除了钱，乡下除了每家每户想盖高楼洋房，村民的精神追求，似乎几十年来仍在原地踏步。 我说，现在国家正在改革户籍制度，取消非农户口，逐步缩小城乡差别，一律称为“居民户口”。可农村人与成里人真正存在的差距，仍然是精神上的，或者是说骨子里的，血液里的。这种看不见的发展中的不平衡，是今后国家需要努力变革的方向。 午饭过后，我们没多停留，按周老师提供的路线，我们开车去舒家庙找周大哥。 这一段路低洼不平，幸亏王大哥开的是北京越野车，底盘高，很适合在这高低不平的乡下土路上行驶。 王大哥刚把车停在庙前，从庙里走出来一位二十多岁的女孩，穿着普通人的正常装束，用普通话问我们是不是要拜菩萨。原来在这个偏僻的乡下庙宇，也有外乡人。王大哥说是找人，报了周大哥的姓名。女孩便说，他现在不在。王大哥便问，他是今天不在，还是最近没来过。女孩说，昨天没来，前几天来过，他的行踪不一定的。我突然想起身上带了周大哥的手机号码，便报给王大哥。拨了两次，电话通了。原来，王大哥与周大哥的弟弟是同班同学，说是从北京回来有要事请他帮忙，周大哥便说马上就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