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卓吾与焦竑

　　明代著名思想家、中国思想启蒙运动的先驱李卓吾先生墓，现在北京市通州区西海子公园葫芦湖北岸东侧，其墓地在通州三处两迁，现墓地仅剩下两样明代遗存，一个是墓冢中李卓吾的骸骨，一个就是仍矗立在其墓冢前的一通墓碑。墓碑背阴刊文已模糊不清，碑阳“李卓吾先生墓”几个大字仍遒劲悲壮，其落款是“焦竑题”三字。

　　焦竑何许人也？李卓吾生前与他有什么关系？李卓吾开罪朝廷自刭狱中，时人避之犹恐不及，这个焦竑怎么还敢为他题写墓碑？

　　焦竑是李卓吾生前结交的第一个知己，也是他认定最要好的生死之交。李卓吾生前名满天下，与之交往过的人难以计数，要好的朋友也可罗列上百，但称得上生死之交者不过三四人，而这三四人中若只选一个，那可能还是焦竑。李卓吾死前曾立下遗嘱：“墓前立一石碑，题曰：‘李卓吾先生之墓’。字四尺大，可托焦漪园书之，想彼亦必无吝。”这焦漪园就是焦竑。

　　李卓吾遗嘱墓碑题字单选焦竑，猜此人一定字写得好，此外二人还一定是好朋友，否则“想彼亦必无吝”难说。事实上呢？这两样焦竑确实都当得起，焦竑是明代博学大家，书法也很有名，尤其擅长行书；他又是李卓吾最要好的朋友，李卓吾一生以友为命，焦竑更是他念念不忘的知己，两人密切交往长达三十多年。

　　李卓吾与焦竑都是晚明著名人物，两个人又是至交，但研究这两个人的历史资料，却找不到他们结识的具体时间、地点，或者他们都更重视知己的实质。有关于此的考证，只能从两人留下的文字里大致推断，一人是记述了大体时间，一人说明了大概地点，两相印证应是隆庆三年（1569）或四年（1570），两人在北京结识。这一年焦竑赶考来北京，李卓吾在北京礼部司务任上，李因久慕焦竑学识，主动邀约或叩门一见。之前二人是否有过消息往来不得而知，反正一见如故从此成为知己，友谊维系一生。

　　李卓吾曾应邀为焦竑父亲八十寿诞作序，其中有云：“余至京师，即闻白下（南京一区之名）有焦弱侯其人矣；又三年，始识侯。”李卓吾第二次到北京任礼部司务职，时间是嘉靖四十五年（1566）秋，第二年即为隆庆元年（1567），这“又三年”以整年计，时间就应该是隆庆三年或四年（四年可能性更大，因五年（1571）有会试，焦竑可能提前到京），但地点没有明说。焦竑也有诗记述二人初见事，或正好可以补充，诗中“中原一顾盼”句点明了初见地点。“中原”的地理概念涵盖很广，可以指河南，也可泛指长江以北长城以南包括北京，但不可能指南京，南京已属江南，无论如何不能称中原。当时焦竑家在南京，李卓吾在北京，这“中原”应该就是北京了，无缘无故两个人没可能到第三个地方去约会。焦竑来京最可能是应试，二人初交因此偶然。

　　其时李卓吾已进入王学殿堂正在痴迷，在北京学界开始小有名气，因此交往日广。北京是当时学术中心，了然全国范围的学术消息，留都南京作为当时学术副中心，出了一位少年才子，北京学界也必知名，李卓吾因此先知焦竑。

　　焦竑（1540—1620），字弱侯，号漪园，又号澹园等，祖籍山东日照。其高祖焦朔明初自日照从朱元璋起义，以战功入编亲兵被授世袭旗手卫副千户，屯守京畿，落户南京。传说焦朔虽是武将，却勤奋向学，一次太祖巡视，见其正研读兵书，故嘉奖之，赐名焦庸，以励其向学和再建功名。这是焦氏一族祖上荣光，其后人因此更加勤奋向学，血缘沉积至焦竑中得状元终成一代巨儒。焦竑后来回忆说：“某自髫发愤问学，岂第为世俗梯荣计，实吾父督甚严，不忍怠弃，欲因之稍稍树立，不愧家声耳。”（焦竑《与日照宗人书》）可见朱元璋为其先祖赐名，对这个家族产生了多么大的励志效果，向学已成为其家族传统。

　　焦竑嘉靖十九年（1540）生于南京，自幼聪颖好学，16岁中秀才，已很大名气，后又师从南京御史督学耿定向，被乃师任为学子首席（相当于班长），学问大进。嘉靖四十三年（1564）焦竑乡试中举，才名远着，但此后却考运蹉跎、屡试不第。究其原因，大概此子涉猎太广，又溺于学问究竟，如此有利于学，却不利于科考。

　　一般人感觉，焦竑似不是非常有名，但其实他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大家，涉猎之广著述之丰，其前其后鲜有能与之比肩者。焦竑在史学、金石文字学、考据学、文献目录学、印刷出版、哲学、道学、佛学、儒学等等诸多领域都有建树，说得更夸张一些，但凡文人墨客可能会的他都有涉猎且有相当造诣。如此自然会分散精力，单论某项很难突出。此外他还凡事都爱追问究竟，据说做生员时还质疑（请教）过罗汝芳，罗是当时心学大家，但谈论学问焦竑只以是非。

　　这般深究致理，自然不利于科举，应付科考，一些陈词滥调的八股文已经足够，这一点上他不如李卓吾来得聪明（李卓吾靠背诵五百篇八股范文中举）。当然，焦竑的目标要比李卓吾远大，若同样止于举人，焦竑的运气一点都不比李卓吾差。焦竑这种状况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好学生”，也不是不爱学习的“坏学生”，这样为学可成大器，但大器只能晚成，事实上他也是快五十岁才考中进士，但不中是不中，一中就是个状元郎。

　　李卓吾知其名时，焦竑才二十六七岁，二人初见时焦竑也不到30岁，在学子圈中只能算后生晚辈。焦竑比李卓吾小逾一轮，但在当时学界名气却比李卓吾还大。好在这二人结识不以虚名，更因为彼此观点相近且情投意合。

　　认识焦竑之前，李卓吾虽然落魄却性格执拗桀骜不驯，是以一直没有知己朋友，上任北京礼部司务前，其在河南辉县白云山中，虽短暂交往邓石阳及号称“白云六友”的几位文友，实也不过是舞文弄墨的一帮“文艺青年”，那时李卓吾还没有接触到心学。痴迷心学后，李卓吾又交往过几位学问前辈，如徐用检、李逢阳等，但道义上是前辈，也谈不上知己，焦竑则是先闻其名后识其面，一见如故遂成为忘年之交。

　　记述初见情形，李卓吾自述：“夫不诣则已，诣则必耳，乃为冥契也。”（李卓吾《寿焦太史尊翁后渠公八秩华诞序》）大赞焦竑才情与见识。终李卓吾一生，对小自己的焦竑都以师、兄相敬赞誉有加。这没有丝毫虚伪客套，论学识建树，焦竑确实不在李卓吾之下，李卓吾晚年着《九正易因》，许多地方还得焦竑启迪，二人互为师友，确实堪称“冥契”；焦竑写诗记述二人交往：“中原一顾盼，千秋成相知，相知千古难，千秋一嘉遇。而我狂简姿，得蒙英达顾，肝胆一以披，行迹非所鹜。”（焦竑《澹园集?送李比部》）可见二人交往的确是超越世俗虚礼的精神默契。

　　李卓吾一生所做学问，如概括就是“求真”二字，焦竑的性格则有武将家族遗风，那就是“直率”，这真与直不尽相同，双方却一拍即合。

　　焦竑曾谈其父性格：“为人伉直，不以一言欺人，亦不疑人欺之，心事如直绳，可一饮而尽。”（《焦氏笔承续集?支谈?上》）这个性格其实也是他自己的写照，同一文论及“唐疏宋注”（包括朱熹《传》《注》）时，焦竑直言：“汉宋诸儒之所疏，其糟粕也！今疏其糟粕，则俎豆之；疏其精，则斥之，其亦不通于理矣。”他以为“唐疏宋注，锢我聪明……”论及为学之法，焦竑道：“学者当尽扫古人之刍狗，从自己胸中辟出一片乾坤，方成真受用，何止甘心死人脚下？”（焦竑《焦氏笔承》）用不着引证太多，焦竑直人快语，学识见解与李卓吾不谋而合。但性格如此张扬，学问又求深求广，科考迟迟不中就更在情理之中了。

　　北京初见，李卓吾与焦竑交往时日很短，但两人一见如故互认知己，从此保持了终生密切关系和友谊，一如刘关张桃园一拜，一头磕下去就是一辈子。人生要成就一些大事，非得有三两个知己不可，李卓吾自此得焦竑精神与现实助力，虽最终未能托得生死，受益也是颇多的。北京初识奠定了二人一生友谊的坚实基础，不久后南京数年常相聚首深入交流，更使二人的友谊巩固像一块磐石。

　　隆庆五年，李卓吾北京礼部司务任职期满，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竟官场转运被破格擢升为从五品南京刑部员外郎，官职一下子提高了几个品阶。

　　这次升迁让李卓吾喜出望外：官职高了，俸禄自然也会多一些，这样自己就可以摆脱长期以来的生存窘迫了（此时李卓吾远没有淡泊名利，且功名欲直到最后他也未曾超越，这更决定于儒学入世的基本状态）。

　　这已是李卓吾第二次来南京做官了（第一次是河南辉县教谕任满，迁从八品南京国子监博士，上任两个多月还没安定，就接到父丧讣告，离职回家丁忧守制去了），这一次比上次大不相同，李卓吾官阶高了，学术上也有了点名气，感觉自扬眉吐气……

　　比这些更让李卓吾欣喜的，还是此时南京有他的朋友，比如李卓吾调任南京之前，其问道心学的接引人李逢阳先已由北京调任南京。当然，更让他兴奋的还是知己好友焦竑就是南京人，从此他们就可以常相聚首了。

　　果然，李卓吾刚一入城，焦竑就来探望，自此二人“朝夕促膝，穷诣彼此实际”（《续焚书?卷二?序汇》）。此次相聚是李卓吾与焦竑第一次长时间相处，两人交往非常密切，没有发生任何摩擦或不愉快。

　　这首先是因为两人性格合拍。一般人与人交往需要保持一定距离，否则会出现“刺猬效应”，这二人却是一“真”一“直”，性格相似又不相同，耦合一起恰到好处；其次是二人观念上真的投机，思想交流越多，两个人越是发现彼此很多不谋而合处，探讨越深入越投机，情谊自然也愈加深厚。俗话说“人生难得遇知己”，李卓吾和焦竑却很幸运，两人一见如故以为“冥契”，深入了解又果然知心，真可谓有缘有分；再次是两个人奋斗方向和目标不尽相同，一个专求人生大学问，一个涉猎广泛却执着科考，彼此互补而不冲突；最后是二人交往之初，怎么说也不太深入，期间也没有发生大的事情，这些都是两个人关系亲密，却没有出现矛盾与隔阂的原因。

　　焦竑是南京土著，又是享誉一方的青年才俊，在南京学术界有广泛的人脉关系，其师耿定向是当时东南学界领袖人物，名师高徒更如虎添翼。不过耿定向虽属心学一脉，却又同时笃信传统儒学，焦竑在学术观点上则希望打破传统，进一步发展心学，是以他和李卓吾观点更多契合。李卓吾在北京既已融入学界，来南京后更扩大了交往，其中自然有焦竑助力：当时心学泰州学派几位泰山北斗级高人、如王畿、罗汝芳等正在南京，李卓吾得以拜访请教，这中间是否有焦竑引荐不得而知（焦竑也算是罗汝芳弟子）。

　　李卓吾在南京还结识了他人生的第二个知己好友耿定理。

　　耿定理是耿定向二弟，其以兄为师，但学术观点上也是心学一脉，且其在佛学上更有相当造诣，并与李卓吾一样主张“以佛释儒”，是以结识李卓吾后走得很近。这个关系中显然也有焦竑的影子，不用说焦竑也起了一定作用。

　　李卓吾第二次到南京时，学问上已有相当基础，有了一定的观点见识，但还说不上有多高层次。到南京后他深入心学泰州学派腹地，得其要旨，学问上越来越广博，见识上也越来越深刻，自然名气也越来越大。

　　如果说在北京时李卓吾已进入心学殿堂，到南京后他更是确定了学术方向，观点更深刻也有了更多创见，终成为心学泰州学派的骨干一员。李卓吾与焦竑成为知己，心学是一个重要媒介，两人在学问上的交流不止心学，但显然这方面交流最多也最深入。不过焦竑在学术上涉猎更广，心学在他而言只是其中之一，这个时候他主要精力都放在科考上，与李卓吾的交往更多属于朋友层面。

　　李卓吾这一次任职南京有六年时间，这六年他与焦竑往来密切，双方不仅在学术上广泛交流，彼此的交情也更加深厚。南京留下过两个人生活中很多故事，诸如一同安排出身贫贱却一心向学的周安出家。焦竑为之别立庵院，李卓吾则为庵院题名，周安自此号定林，成为焦李二人终生挚友，并最终为替焦竑到黄安去探望李卓吾客死他乡，真情高义感天动地（事见李卓吾《定林庵记》）！

　　在李卓吾与焦竑一生交往中，此次南京交往时间最长，关系也特别密切，但二人之间没有大事发生，自也没有发生问题，故不需过多叙述。

　　李卓吾与焦竑交往的轨迹，更像是两条平行线，不交叉又难分开，他们志趣相投，道路却并不一致，志同而道不合，这反而有利于保持友谊。常言说“君子和而不同”，一般是指道路相同，但观点上存在分歧，焦李二人却状况相反，效果竟也一样。

　　这一时期，尽管焦竑在科考上一直非常努力，但“文曲星”的光芒却迟迟没能照到他的头上。他孜孜以求一如既往，他涉猎广泛和究问致理的习惯也始终如一。李卓吾的状况就不同了，这次南京任职期间，李卓吾在学问上突飞猛进，除了直接深入心学泰州学派，他还研究起佛学和道学，尤其对《老子》的研究卓有成效，《子由解老序》正是着于此时。李卓吾研究佛学、道学，目的在于以它们为手段解读心学，这一点他自己却没有明确认知，以至于常常迷惘在手段里，一会儿崇道，一会儿崇佛，但不管怎样，他都在从佛学和道学中汲取营养，这使他在思想上认识更为深刻，渐渐进入了当时学术高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