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跟父亲“下南乡”

所谓“下南乡”，就像山东人“闯关东”，陕西人“走西口”一样，虽然是一种谋生，但对大多人来说，也和逃荒要饭也差不多。只是我们淮河以北的“下南乡”要比“闯关东”、“走西口”近的多，更容易得多。有的“不习惯”或“混不上饭”，攒攒劲两天也就回来了。在我们的家乡鲁口子，“下南乡”就更近了。一条淮河就在我们身边经过，河北边是我们，一年两熟，小麦和大豆。而一河之隔河南边不仅已经是寿县地界，不再和我们家是一个县区，而且人家还栽秧收稻产大米，天天能吃上大米干饭。因此，那时候淮河以北就是“北方老侉”，是穷。淮河以南就是“南蛮子”，也就是所谓的“南乡”，就能吃上“精米细面”了。而这个“南乡”也就是就是寿县南面，六安境内，或长江以北的官大地区了。

那时我只有七八岁，我们家是城里的下放户，父母原在县城里的剧团工作，都是演职人员，全家下放农村，别说不会什么谋生手艺，连农活都干不利索。每到开春，也就是俗称的“荒春”上，一些邻居们就纷纷“下南乡”谋生了。父母就很着急，一是没手艺，二就是卖苦力父亲也不行。后来听说父母剧团的一些演员同事，都在靠唱戏“刷街”串门子，据说也能赚一点白米。有人就怂恿父亲，你不当过多年的剧团导演吗？会不少书，还会唱。就拿把二胡“下南乡”唱书去，肯定也比在家里守着强。父亲咬咬牙决定就去一次试试，不行再回来。父亲问我可愿意去？听说那里能吃上大米干饭，我想都没想就答应了。但父亲又说，干饭好吃，快要走一百多里路呢。

第二天一早，父亲把一把二胡装进布袋里，让我斜背在身上，自己则背着被褥和一些衣物，收拾停当，母亲又把我们送出了老远。听父亲说，在“南乡”的一个村子，有他的一个“亲姑老表”，我们就奔着他家去的。还说他家也有一个和我差不多大的孩子，就是我的“小老表”了。到那过后，我们是住在人家家里的，所以凡事要让着人家，不要和人家“磨牙”。我一一记牢。开始因为兴奋好奇，走到鲁口镇上也没觉得累，在镇上父亲还给我买了一根“油果子”，我吃“油果子”，父亲则吃了一个从家里带来的白芋面窝窝头，喝点水，又继续赶路了。从鲁口子这里过河，就一直向漫无边际的南方进发。

吃过了早饭，又吃过了午饭，我实在累坏了，也走不动了。就问父亲，可快到呢？父亲看着我笑了笑说：“怎么，走不动了？”我咬咬牙坚定地说：“我能！”父亲说：“我到前面再问问，大概差不多了”。其实，父亲的这句话已经说过几遍了，他也问过几个路人，而每次总对我说，快了，再过两个庄子就到了。我知道父亲在骗我，要是到了，父亲一定会肯定的告诉我的。但就是这样，我们走走停停，停停走走，当我实在迈不开步子的时候，父亲就背起了我。天也不知道什么时候黑的。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在父亲的背上睡着了。等我被父亲放下来，看到父亲擦着满头大汗的时候，终于听到父亲高兴的说：“我们到了，到你表叔家了”。

表叔家就是一般的农民家庭，家里三间土坯房子，本身有儿有女住的就有点紧张，一下子冒出我们爷俩根本没地方安顿，好在表叔不仅热情，脑子还很灵活，因为生产队农闲，跟队长一商议，就让我们在生产队里打谷场上的一间库房里住下，这里不仅可以让我们住，也成了父亲的唱书场。到这里的第二天晚上就开场了。库房里收拾一块地方，铺上稻草，就成了我们爷俩的床铺，晚上，表叔又给父亲送来了一把小竹椅，一瓶开水，一个马灯。父亲一一摆好。最显眼是在屋子的正中间还摆着一个空空的笆斗，开始我不知道干什么用的。书场一开场，这里的“社员们”就三三两两的围进来了，大都围着父亲的小竹椅席地而坐，后面的有蹲也有站，还有几个妇女。而父亲拿出二胡，定了定弦，就开场了。

父亲唱的是一部传奇古书，叫《罗园下山》。说一气唱一气。而唱的就是我们当地盛行的“四句推子”。届时，我父亲已经很多年不唱戏了，这也是我第一次听到父亲唱书，留心停了一会，而听着听着就入迷了。当和一个屋里的人都听着入迷，当书里的“罗园”命悬一线时，父亲却放下了二胡，端起了茶碗。表叔仿佛得到了父亲的暗示，拿起那个笆斗，就对众人说，一人一碗米，一毛钱，或一个鸡蛋，随便给，就当要饭到你家门口了。马上再唱。众人虽然一阵吵杂，但好在这里的人们都是那么的(píng)和，又仿佛早就准备好一样，把身上带着的大米一个一个的倒在笆斗里。也有把五分一毛的零钱和鸡蛋放在了马灯前面，收米和钱还没结束，有人就急不可耐了。“别吱声，唱了”。父亲又拉起了二胡，这里也只有父亲一个人的声音了。

开初几天唱的是《罗园下山》，随着人员越来越多。父亲的书场延伸的时间也越来越长，开始我还能够有兴趣听书，到了后来萎缩性倒在地铺上呼呼大睡了。一开始我们一天三顿都到表叔家吃饭，人家吃什么我们吃什么，后来父亲“有钱了”，就买了酒，和表叔吃饭时还会喝上几杯。父亲把收到的大米全给了表叔，表叔不要，父亲就让他给我们先攒着，等我们回家的时候再带上。后来随着父亲又唱起《王天宝下苏州》、《十把穿金扇》、特别是《杨家将》的时候，这个打谷场上的小书场简直汇腾了。曾经有两个小伙子，因为他们一个姓杨，一个姓潘，就因为杨家将大打出手。还有一些农村妇女，一部《王天宝下苏州》，听一晚哭一晚。最后还是这里的一个长辈出来呵斥：“要哭回家哭去！你爸死了还是***死了？哭不完了？”

后来这里的庄户人几乎形成了一种规律，人们走着坐着都在议论父亲说书中的人物，而吃过晚饭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怀揣着一碗米到打谷场去听书。而随着听书的人多，一人有过去的一碗米，变成全家一碗米。再后来生产队为了照顾社员，大米全有生产队包了。但这个生产队包，其他生产队又不愿意，后来就变成这里的一个大队全包。有米，一晚上还给一块钱。

没想到的是，我在这里也成了一个“星二代”。父亲因为说书唱“四句推子”火了以后，每天在这里请吃饭的络绎不绝，人们不仅不再把我们当成来这里逃荒的，反而把我们奉承了贵宾，父亲和我已不再需要顿顿去表叔家“蹭饭”，而是到社员家吃“派饭”。更主要的是父亲的“派饭”并不是干部们指派的，而是社员家主动轮流的。每天晚上散过书场有人就安排好了，而且以能够请到父亲去他们家吃饭为荣，而对我这个“星二代”更是格外关照。表叔家的“小老表”更对拥有着我们这样的亲戚骄傲不已，白天总是跟在我的屁股后面，晚上更以能和我一起睡在地铺上听书更是自豪。

忽然有一天晌午，我和父亲正在生产队的一社员家里吃午饭，门外忽然传来一阵鼓乐声，陪我们吃饭的社员说：“刷街要饭的，给他们一碗饭吧”。村民起身朝门外打发要饭的。父亲也好奇的朝门外张望，这一望看到了门外的一男一女，浓妆艳抹，男的抚琴，女的拿着手锣，父亲一下子愣住了。我还在埋头吃饭，只见父亲站起身来踉踉跄跄的朝门外走，并喊了一声“老余”，而门口的那一对男女看到父亲也愣住了，女的竟哭了起来。村民一问才知道，这两个人原来是我的父母在原县剧团里的同事。都是当地非常有名的推剧演员，尤其是这个女的，专攻青衣，是我母亲多年的搭档，没想到现在竟沦落成了“刷街要饭”的。怎能不让人伤悲？

那位社员一听也很同情，又去买酒，将这对男女请到屋内一块吃饭喝酒。父亲和那对夫妻相对无言，只是默默的垂泪。父亲说，他无论如何都想不到一个县剧团的专业演员会落到这种地步，自己在这里拉二胡唱书，已经够丢人的了，可好歹还有一个打谷场。而你们这样的‘刷街’，和逃荒要饭有什么区别？那位社员也说，搞不明白这都是怎么了？要说老百姓不需要吧，你们看看，老朱就在这里随便说说唱唱，这里的人都那么着迷？好好的剧团，怎么说砍掉酒砍掉了呢？那村民又端起一杯酒对我父亲几个人说：“要我说，你们也别走了，老天爷饿不死瞎家雀儿，有俺们寿县人就好这一口，有俺们一口吃的，就不会让你们饿着”。从这天晚上开始，打谷场上的库房里，又多了两个唱书的。因为有男有女，唱罢《王天宝下苏州》，又有了《大宋金球记》《王华买大》等，库房里坐不下了，就干脆放在了打谷场上，后来又有一些下放的艺人赶来加盟，甚至堂而皇之地唱起了大戏，这里的打谷场更加热闹了。

就这样，跟着父亲“下南乡”的日子过去了几个月，眼看天气变暖，小麦发黄，我们也该回乡了。在临别的时候，父亲把在这里唱书所得的两麻袋大米因为无法搬运，全让给表叔表婶了。每个人只带了一小袋。现钱大家也分了一下，虽然很少，但在那个年月，足可以贴补一下家用了。送别的时候，大人送大人，小孩送小孩。“小老表”拉着我，依依不舍，送出了老远，临别时对我说：“等我长大了，带你到寿县去玩。也许在那里我也能捡到‘十把穿金扇’呢”！我说你真傻，“十把穿金扇”是孙悟空偷的，你怎么能捡到？小老表说，你不知道，俺们寿县“地皮邪”，只要在城里念叨念叨，就能得到。每当想起小老表的话，我就忍不住想再去看看那个小老表。可是现在老人们都已经故去，我和那位小老表也已经分手五十多年，别说我并不知道他们家在寿县的具**置？而且“下南乡”也已经成为历史，就是现在小老表站在我的眼前，我恐怕也不知道他是谁？散文随笔：我跟父亲“下南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