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主义的尾巴之（算命）

十岁那年，我脖子上生出了一个肿块，父亲带我找到村里医疗室的挺爷，挺爷看了看，摇摇头表示无能为力，然后又找到了镇上老王，老王诊所里的老王同样表视无奈。外婆跟我母亲说：八爷能治，母亲就带着我就找到八爷，我这也才知道了八爷。

八爷原名李七一，不知道什么的，村里人就给他凑成了“八”,八爷自小吃百家饭长大，以给人算命为生，文革时算命先生作为封建主义尾巴的代表，成了村里人批斗的对象，八爷的一只眼给打瞎了，一条好腿也是那时候被打成了瘸腿。因此，下地干不了活，只好在村里农场给生产队喂猪。

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土地开始承包到户，人类自然而然地划分出了三六九等，村里的公猪就分给了八爷，八爷就赶着它沿着村路给其他养猪的农户配种，赚点生计。目之所及耳之所闻，在那个年代，大多数人都在过着饥肠辘辘的日子，而他们却又被统称为“四有”青年，面对现实，他们总是显得怅然若失。

于是，封建主义的尾巴在那个共产主义依然遥遥无期的年代，又开始悄悄地长了起来。没办法，给母猪配种根本就养不起公猪和八爷这两个相依为命的雄性生物。八爷以给母猪配种做为掩护，暗地里偷偷的给人看相算命。

找八爷算命的代价是一碗糯米外加两块钱，按着八爷的说法是，糯米是给神仙进的贡，金钱是给神仙捐的香油。就这个价格在那个时候也算不便宜的了。不过，大多数人在万般无奈之下，还是愿意到八爷那里寻找一个心理安慰的。

后来，改革开放的步伐放的越来越宽，就连村的干部也免不了要到八爷那里问个仕途吉凶，八爷也就在附(jìn)几个村有了点名气。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扩大，八爷算命的价格也从两元涨到了十元、二十无不等，不过糯米倒是免了。

每到赶集日八爷还要到镇上摆摊算命。虽然算命的行当不为多数人所认可，但你不能否认，天高任鸟飞，海阔任鱼游，算命术士也有艳阳天。

长塘镇有一条街，专门是给人看相算命的，而且这条街还是增加税收的一种途径，一个摊位两块钱一天，不管你摆卖什么都可以。每到集日，周易大师及云游术士们就汇集在这里，还有的就是从四方八来这里找人算命看风水的，甚至还有从市区里开车来的。这也算是小镇里一道亮丽线的风景吧。

然而时光如动车，岁月如高铁。自从文明的脚步兴致勃勃地踏进了小镇的人间烟火，老一辈人慢慢吞吞的步调哪里还能跟得上时代的急风骤雨？在这条街上，曾经有许多人能道出人生的百态、世间的冷暧，然而如今，当他们站在眼前这条人潮涌动的十字路口时……伤感了。他们终于明白，所谓的命运，其实就是目睹自己渐渐苍老却又无可奈何的过程。扒爷也只是他们中间的一个罢了。

我的堂舅四十五岁也算老来得子了，无奈孩子生下来就是个病秧子，寻了好多医师都治不好，就找到了八爷，八爷给开了几符中药，又给占了一卦，说这孩子命还算硬，就着了个死劫，我给他改改命，准能活到八十八。结果刚过了一个月，孩子就死了，恨得堂舅直骂娘，从那以后，就极少有人再去找八爷算命了。

直到清明的前一天，村里有人去找八爷看风水，敲了门没有应答，就推了门进去，发现八爷直躺在地上，已经断气了。“算不尽芸芸众生微贱命，回头看五味杂陈奈何天。”相术算命曾经以村庄特殊的符号，在那个年代风霏一时，而后又消消的淡退。许多人临死的时候，回顾自己走过的一生，却又悔恨心头泪眼汪汪，这大概就是人的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