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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随笔

往事如烟

散文随笔2022-07-27145举报/反馈

那天走过深水埗,见到旧日的“信兴茶楼”已经关上大门,心中不由得一阵黯然,去年,我还和D在这里饮午茶,又在傍晚吃晚饭,只见许多穿街坊装的老人,男男女女,十分随便地踱进来,他们好像有固定的位置,大都直奔自己的领地。当时是热天,有个阿伯,甚至踩着拖鞋,踢里趿拉走进来,尽管酒楼开着冷气,他竟就光着膀子,一壶茶,一盘菜,一碗饭,尽自吃了起来。更多的食客,似乎都是常客,坐在那里,跟堂倌东家长西家短地闲聊,就像是老街坊一样。

但如今老茶楼越来越卖少见少了,有一次去西环“莲香楼”饮茶,那是典型的老茶楼,一切都古色古香,连伙计也都白衣白裤,一支笔夹在耳轮边,提着大茶壶奔走桌子间的茶客们。甚至连点心纸也塞在桌子底下。最让人怀念的是,但见茶客和伙计几乎都相熟,应该是老街坊,抽空就在那里寒暄几句,从东家长西家短直到国际大事,全都议论一番,这时,他们仿佛变身成为政论家,口沫横飞。

如果说,上世纪八十年代前,茶楼录用的多是年轻女郎的话,后来就演变成以中年阿婶级为主了。和以前不同的变化,到底是因为年轻人不愿做,还是因为中年女性再没有很大的竞争力,只得屈就?想想,老板肯定在商言商,有节省成本,以获得更大的利润的考虑。美色只不过是养眼而已,一晃而过;只有金钱滚滚来才是最实际。

即使是大众化的连锁快餐店,近几年加起价来也毫不手软,频率之快,让人目不暇接。你稍一不留神,咦!怎么又加了?还没回过神来,又加。现在加价也不公布,不留心者不觉,留心者也无奈接受,反正也就加一元五角,没有人在乎;天星小轮加价触发暴动,已是香港陈年旧事,于今不会有人再提起了。地产呢?如今楼价越来越贵,一般市民难以承受,难怪人们不断指责地产霸权了!但地产商也自有他们的理由:人工贵、建筑材料贵……都有道理,问题是手握霸权的人肯不肯松一松手,别赚得那么狠了。但这恐怕也是类似与虎谋皮的故事,在商言商,别幻想得那么天真了。

就说报纸吧,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当我移居香港时,也就是两角一份。那时初来乍到,除了看新闻,便是当时报纸流行的电影小广告,去找早场或二轮影片看看。那时的早场是十点半场,票价廉宜,放的多是国语片,当时无业也无聊,便去附近的“国都”“皇都”“新都”甚至于“永华”去看戏,多是甄珍、邓光荣、秦祥林的电影,当时香港还是国语片的天下,直到七十年代中,一出《七十二家房客》推出,票房大胜,才逐渐以粤语片取代国语片。刚开始的时候,对粤语版似乎信心不足,于是便分国语、粤语两种版本上映,我想是测试哪种版本受欢迎;之后电影便改为粤语,这大概也与那时许冠杰的粤语流行曲全面雄霸香港市场有关系。如今提起国语片,早已经是明日黄花了。

其实,除了早场外,还有下午五点半的公余场,也是廉价的,多是外国片,我曾在柴湾戏院看根据福楼拜名著《包法利夫人》改编的电影《历经沧桑一美人》 ,当然原著名字不是重点,很不显眼,不清楚的观众自然把它当成是一般电影就可以了。已经是好多年的事情了,当时是因为之前在北京读书时读过这本名著,所以才勾起我的兴致跑到柴湾去。我还记得那时年轻,躲在大学宿舍里啃小说的约莫情景。看电影时的情景已经模糊了,只知道观众不多,几乎冷清。偌大的戏院在冷气下,更显得冰冷。那是我唯一一次去柴湾戏院;如今路过柴湾戏院,只见大门紧闭,但柴湾戏院几个大字依在。它勾起我的记忆联翩。

甚至连皇都戏院也关门了,我曾在那里看过许多电影。印象最深的,是在那里观看李小龙的《猛龙过江》 ,当时李小龙风头正劲,一时无两,票房节节领先,难怪戏院门前人头汹涌。那时皇都的拉闸老式电梯,如今已成为古董,那些带位员身穿红色制服,已成为历史遗迹,于今再也看不到了。

有一晚,与Y相约去铜锣湾京华去看史提夫·麦昆主演的《巴比龙》 ,下电梯时匆匆赶时间,竟把4

字看成G了,出电梯发现不对,又搭另一部下去;不料一出来,被两个便衣抓住,一个是英籍,一个是华籍,他们命我面墙,双手高举,搜身。虽然莫名其妙,也只得配合。事后才明白,他们跟我搭同一部电梯,见我匆匆进来又匆匆出去,以为我是不法分子,见到他们心虚。检查了我的电影票后,那华籍探员斥道,以后别鬼鬼祟祟了!咦,一等良民我怎么鬼鬼祟祟了?但也无话可讲了。

电影院开场前,总有踏着自行车的小贩支起脚架,在门前摆卖饮品小吃,引来许多食客。但现在这种情景不复再见了。那时,手机还没问世,对外联系还是以邮政为主,无论如何去想象,也绝不会想到邮政局会有没落的一天。那时,每天只盼望邮差一天两次的送信时刻。跑到邮局要排队,也都乐此不疲。现在,邮局业务一落千丈,大多时候职员拍乌蝇打发时间,往昔人头涌动的盛况不复再见。邮局的衰落,也见证了时代的步伐。难道是应了一句话: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但我已经久不集邮了。当年年少,还住在印度尼西亚万隆,我也曾集邮,有厚厚的几大本邮票簿。最好笑的是,当时并没什么对外联系的途径,为了集邮,便贴了邮票,自己寄给自己收。除此之外,便是跑到集邮公司去,搜罗自己喜欢的外国邮票。印象最深的是圣马力诺邮票,只因为色彩缤纷。那时并不知道圣马力诺到底在哪里。后来回北京,印度尼西亚不准邮票出口,如必要,就必须申请批准。我觉得麻烦,便放弃了爱好。

十七年前,也就是千禧年那年,曾去过东坪洲。十七年前的往事,印象都模糊,只记得导游吩咐:一天只一班船来回!三点四十五分上船!哗!如过时给落下咩唔驶返香港啦?多口者问。咁又唔系,五点十五分还有最后一班街渡到粉岭,每位八十元!再不,就干脆投宿岛上“大酒店” ,非常便宜,二十元一位,有天然冷气,外加尼龙床一张!这是当时的价码,现在过去那么多年,想来也跟外面世界一样,水涨船高了吧?

记得当时移民香港,我经罗湖南下,北京机场远没有现在这么巨大,广州机场也还在白云山下。我手持港澳通行证过关,但见丢在海关的一张布条,写着我在北京第六中学上学时的老同学的名字,但究竟是不是同一个人,我也无法辨别清楚,世界上同名同姓的人多的是呀。来到香港关口,有个关员接过我的通行证,盘问当时发生不久的林彪事件,我虽然听过一次大学内部传达,但全然不知内情。一问三不知,他也就摆摆手,签字放我过关了。搭火车奔往香港,火车在上水站停站时,见到站上年轻人穿着当时流行的装束,男的穿喇叭裤,女的穿迷你裙,坐在旁边的胖子叹道,哗!长了见识了!火车继续行进,忽然山边有广告掠过,是涂在白底上的字眼:印度神油,妙不可言!但我当时也不明白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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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达当时还在尖沙咀的火车总站,汽笛长鸣,我随着人潮出站,钟楼当当当响:下午三点钟。如今,火车站已搬迁,抬头一望,是红磡,只留下钟楼,继续成为香港的地标之一。我们搭上天星小轮,往香港岛驶去,尖沙咀海面泛起波浪,一回首,这已是1973年秋天的陈年往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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