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因编辑技术专利纠纷与“叛徒”林帅亮

　　2020年诺贝尔化学奖被授予了美法两位发明了基因编辑新技术的女科学家，华文媒体因为涉足该技术的一位华人科研精英而给予了特别大的关注。众多舆论甚至因为麻省理工大学张锋教授未能获得诺奖而为他鸣不平。笔者因为这次的诺奖而注意到基因编辑技术CRISPR的专利纠纷，其中一位中国留学生林帅亮成了该案的关键之人。了解了相关信息，我认为林不仅因为自己的正义之举而承受巨大的压力，更遭遇黑白颠倒的舆论攻击。搜中文网络没有一条支持和同情林帅亮的文字，这是华文舆论的耻辱，也是我们很多年来一切以利益为导向而丧失基本价值标准的令人感到相当夸张的案例。在此案的背后又与很多人视为文明灯塔的美国、与普遍被仰视的科学和法律相关联。故很有必要深入探讨，较真个是非。

　　作为非专业人士讨论科技问题，立刻会联想到前些年关于转基因之争，其中崔永元与科技界的辩论尤为引人瞩目。当力推转基因的科技界人士或明或暗地主张“科学”问题应由科学界决定时，崔等反转派或多或少遭遇尴尬。实际上，这里有一个科学哲学问题需要厘清。技术、实证科学与经典意义上的科学被有意识地混淆了。经典科学是纯粹科学理性的产物，它并不需要也不能由外界参与。但是依赖于实验的现代实证科学普遍存在科学标准、科学伦理的规范问题，它与人类社会、环境的关系、资源配置等都不是纯粹的科学问题，不能单纯由科学界来决定。科学家只能提供事实，不能决定价值。至于与商业紧密联系的现代技术就更不用说了。一些科技业者打着科学的名义，试图建立话语霸权以逃避自证的义务，乃是对科学精神与公众权利的双重冒犯。转基因应用是上述抽象观点的一个典型的，但也许远不是最重要的例子。斯诺登揭露的“棱镜门”同样反映出人类面临的窘境。当代基因工程、信息技术和人工智能提出了更为严峻的拷问：现代科技愈来愈彰显其巨大的能量，问题是，它们是否更加有利于大资本和精英群体扩大自身的利益和权力，加大人类的鸿沟甚至威胁大多数人民的存在。在笔者看来，“占领华尔街”运动打出的“我们是99%”口号，再现了马克思的分析框架。这一思想方法避免了两大流行的错误，既不是抽象地一般地讨论人类，也拒绝庸俗地利用人们本能的故土或族裔情感，因此更深刻地揭示人类的存在本质。

　　总之，非专业人士常常有必要介入专业性问题，并借助常识和理性这一经典科学方法接近事实真相。回到原初的问题。林帅亮博士除了遭到张锋教授所在的麻省理工博德研究所粗暴揣测个人动机外，在中文网上遭到(看起来很多都是其同行和学生)几乎一致声讨：为私利背叛、攻击华裔导师，败坏留学生名声以至于影响到今后学生留学前景云云。这种理解和判断实在令人吃惊，今天很多人的利益(关系)取向已经到了漠视事实本身以及道德大义的地步。

　　柏克利大学公开披露了林帅亮声称揭露真相的电子邮件(附文1文中图片)。仔细阅读那封电子邮件，显然要比依靠媒体的简略引述更能反映林帅亮当时的想法，也有助于理解这场专利申诉的全貌。在哲学角度看，他的私人动机与捍卫真理和公平根本不应在一个层面讨论。林略显夸张地将揭露专利研究真相与求职并列于邮件标题，似乎给了授人以柄的机会。但反过来看，这也足以显示林的单纯和坦荡。实际上，刚刚获得博士学位但在这个基因编辑技术研究方向却有很长工作经验。按照北京大学饶毅教授对他的这名学生的评价，林帅亮对于这种技术很多年前就表现出强烈关注和兴趣(参见文2)。谋求一个相关职务算不上非分之想，就是一个十分正常且合理的职业诉求。而他宣称要揭露专利研究真相等于将自己置于可以想象的巨大争议漩涡，即便抛开一切争议，林原来所属的张锋团队像商人一样钻法律漏洞抢夺技术专利本身就是极为缺乏科学风范。在这种情况下，林的举动是真正为华人挽回了一点脸面。

　　这封邮件短短几段，林帅亮多次提及他认为张峰教授获得专利是对科学史的不公，他要捍卫真相。强调科学和科学的责任感。并声明愿意将事实提供给任何对真相感兴趣的人。很明显，这样的立场很大程度排除了所谓利益交换的指控，是正直乃至无私的，非常值得鼓励和尊重。面对学术权威、华人社交圈可以想象的压力，面对美国行政当局的既定事实，林帅亮的行为需要很强勇气，事实上有助于改变华人在海外的过于功利的负面形象。以今日中国青年一代司空见惯逆来顺受的风气，不是每个人都敢于做出同样选择。哪怕从私人利害来说，得到一份工作，却很可能两头不落好，更蒙受长期误解和压力，从经济理性来说很可能“不划算”。人性是复杂的，一个人的灵魂身处高尚与卑下往往同在。公众舆论应该鼓励高尚行为，这样社会才可能变得更美好。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林帅亮的这封邮件，我们看到了这样的美好。而那些只盯住和夸大其中的私人动机，只能说其灵魂本身就是自私猥琐的。从后续的报道以及专利争夺结果看，林帅亮似乎并没有兑现邮件中的承诺，这可能也促使在专利申诉处于不利处境的柏克利大学选择公开这封邮件。正如我们上面分析的，毫无背景的年轻学人承受着远超他想象的巨大压力，当他意识到他的行为不仅仅事关一件专利归属，还可能带来一场科学界的道德乃至法律风暴，他退却了。这应该是他至今选择沉默的合理解释。
摘自: m.taiks.com

　　关于CRISPR的专利纠纷，问题可能并没有想象的复杂，也并非一定要具备丰富的专业知识。依靠基本的科学素养和常识是能够做出判断的。逻辑上，如果真如张峰教授声称的，2012年春已获得突破性进展，那么六月才离开的林理应作为重要贡献者分享一定专利利益。(参考文2，林是13年初论文的共同作者，但14年CRISPR专利林不在其中)另一方面，张锋团队称“在2012年春完成基础工作，但为有更重大的进展突破，暂时没有发表”(后半句应该是指12年6月以及紧接着的时间段，这里，2012年6月显然是最重要的时间节点)，一个诺贝尔奖级别的重大开创性工作成果，推迟发表很难令人信服。正确而公认的做法是，当2012年6月Emmanuelle Charpentier和Jennifer Doudna发表在原核细胞上实现CRISPR基因编辑技术论文(这是凭此她们共同获得2020年诺奖)，如果此时张锋团队已独立获得关于真核细胞水平上哪怕差强人意接近她们的成果，就应立即发表自己的数据以此证明自身的工作。否则无论如何也难以证明他们的工作不是建立在吸取他人的工作成果之上。反过来，面对划时代的工作曙光，林6月的的离开完全是无法想象的。显然，任何公正的仲裁者，自由心证的结果一定是认可林帅亮电邮中的说法，即张锋团队声称的6月数据是不真实的。

　　事情很清楚，博德研究所张锋团队要么证明他们独立发展出同样的CRISPR技术，这类情形科学史上并不罕见;要么显示其在CRISPR技术之上有了新的改进技术。对于后者，博德的专利理应仅仅是改进的技术部分而非CRISPR技术及其应用范围(真核细胞本来就是这一技术的应用目标)。即它不应得到Charpentier和Doudna发展的技术之专利，只能得到对这一技术的改进部分的专利授权，如果有的话。(柏克利大学的指控恰恰否认这一点，认为将CRISPR运用到老鼠和人类细胞上只需要常规技术)。对于前者，博德研究所及其相关团队应给出强有力证明，并宣誓。否则应严重的法律责任。林帅亮作为张锋团队实验的实际操作者，明确指出其夸大和错误陈述了六月前的实验结果。这一证言是十分严肃的，意味着指控方与被控方严重的责任。只不过今日社会浸染资本的恶习，规范和约束越来越令人不堪入目。

　　令人欣慰的是，专利权纠纷新进的发展实际上似乎否定了第一种可能，2020年9月，专利审判和上诉委员会(PTAB)裁定，Broad 研究所张锋团队在其已获准的专利中拥有将CRISPR系统用于真核细胞的“优先权”，该专利涵盖了在实验室培养的人类或直接在人体内的应用。由于CRISPR基因编辑在疾病治疗和基因改造方面极具前景的应用价值，在真核细胞(包括人类细胞)中的专利显然是含金量最高的。但该裁定同时肯定了Doudna和Charpentier团队是CRISPR基因编辑技术的关键发明者。这意味着，CRISPR的专利战还将持续下去。

　　而2017年2月15日，美国专利局审查与上诉委员会就CRISPR的专利纠纷案裁决中给出理由，认为“将CRISPR-cas9用于包括原核细胞或体外的所有环境，这并不能显而易见地推导出这项技术也能用于真核细胞”，裁定张锋所在的博德研究所保留2014年获得的CRISPR专利权，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专利申请没有冲突。这里焦点看起来已转到后一种情形。换句话说，美国专利局迫于无可辩驳的理由似乎已不再支持张锋团队声称的独立发展出CRISPR技术，而将重点转向主张博德研究所“创造性地”在真核细胞水平应用这一技术。问题在于，既然这一技术的目标本身就是锁定真核细胞，以“显而易见”否定技术的应用范围当然缺乏说服力。实际情况是，几乎与张锋团队同时，也有其他研究者在Doudna和Charpentier研究基础上实现了CRISPR-cas9在真核细胞的应用。除了诺贝尔奖并没有承认这个“非显而易见”的突破，世界各国如欧盟、英国纷纷将CRISPR-cas9专利权授予两位女科学家创立的公司。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坚守了科学标准和法律严肃性，将专利授予美国专利获得者的申诉对手(参考文4)。美国专利的裁决，真的就像一个笑话。其背后的原因虽非外界所能知晓，但利益关系恐怕是主因。其中一个可直接推想的因素是，考虑到该技术专利在除了美国也许还包括以色列的其它各国都是授予两位诺奖获得者作为创始人各自成立的公司，美国专利局的做法相当于剥夺了一半来自欧洲的权益。

　　这场专利战，很像是又一个美国例外论、美国优先论的例子。且看它最终如何尘埃落定。关注这一技术和专利纷争可以查阅两位诺奖获得者尤其是最早涉足其中的法国科学家Charpentier的介绍文献。

　　在马克思分析批判理论看来，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下的科研及其专利，背后反映的是资本的干预和控制，一方面极大地激励科学研究和应用推广，另一方面，更为本质地还是基于国际垄断资本维护自身利益和统治的需要。资本主义体系下专利权始终是资产阶级的法权，其结果则是作为资产阶级附属的精英的资本主义生成模式。这一本质决定了它不可能有真正的公平正义。基因编辑技术美国专利的纷争，进一步表明即便是资产阶级自己制定的法律，只要它认为值得它也能够任意践踏。很多人难以理解和相信在所谓的高度发达和文明的国家内部，在看似神圣的科学和法律领域会有这种**裸的非正义。这其实是物化意识挑动生命本能所致的固有成见。这种意识将物质经济或科技的发达等同于文明，是我们早已熟悉的现代性观念。对此，古典思想与各种对现代性的反思和批判思潮存在着共识，但是无论是存在主义的人道和自由主张还是后现代思潮的拒绝姿态，它们都因为本质上的个人主义立场不能透视或伪善地回避现代体系的根本问题，即国际垄断集团不可遏制的野心和愈益增强的控制力，也无法提供真正的改造力量，甚至干脆否定和拒绝一切整体性价值。反抗与臣服、高尚与卑下、真诚与虚伪浑然一体，现代批判理论成为资本和技术垄断的铜墙铁壁下现代人的无望悲叹与对日趋奴役化的自适应意识。越来越多的案例提示人类正加速沦入无耻——无助的境地，唯一的方法是回过头，从柏拉图、马克思中寻找答案，在那里有现代人真正缺乏的东西——爱智慧、英雄气概和团结。

　　参考文：

　　1：中国留学生倒戈邮件曝光，北大教授饶毅卷进基因魔剪专利之争：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516673

　　2:基因专利大战：杀出个“程咬金”是中国留学生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yNDA2NTI4Mg==